作者: 季羡林
出版社: 武汉出版社
出版年: 2014-4
页数: 359
定价: 3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含章文库·季羡林经典文集
ISBN: 9787543079557
-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 释迦牟尼
-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
-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
- 佛教传入中国——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
-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 浮屠与佛
- 法显
- 关于玄奘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佛教兴起时印度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
种姓制度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混合产物。
当时思想界的情况
沙门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信是婆罗门不一样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婆罗门相信的那一些吠陀里面的大神。他们相信轮回转生，作为轮回说基础的业说是他们宗教信仰的核心。所谓业说就是，今生所作所为的好坏决定来世转世的好坏。无论做好事做坏事，有因必有果，反正总是要转生的。可是他们又厌恶生，不想再转生。于是就想尽了种种办法，希望能跳出轮回。他们认为，苦行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佛教的起源
佛陀最根本的教义是所谓十二因缘、四圣谛、八正道。他认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存在本身就是痛苦。他也相信业报，相信轮回。他的最高目标就是铲除无明，了解或认识存在的因果关系，从而跳出轮回，达到涅磐。
佛教继承的沙门的传统。
释迦牟尼了解群众的宗教需要根源在哪里？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民族压迫。他的悲观主义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比较普遍的情绪。
释迦牟尼在很多地方都表示出一些阶级的或种姓的优越感，他以身为刹帝利而感到自豪。他本身好像就是奴隶主出身。竭力支持他的那一些属于吠舍种姓的大商人，也大都是属于奴隶主阶级。因此，如果还要严格区别他的那一些完全站在奴隶主立场上说教的宗教家的话，我们只能说，他对那些通过阶级分化而新兴起来的奴隶主更感兴趣。如果说，原始佛教表达了最下层人民的愿望，那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释迦牟尼
原始佛教的教义
十二因缘：基础是苦，苦的根源是无明（不了解，不认识）。四圣谛：苦、集、灭、道，意思是人世无常，一切皆苦。八正道：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造成苦的原因就是烦恼及业，必须从烦恼及业中解脱出来，达到涅磐境界。达到涅磐的道路就是所谓八正道。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
公元前6世纪北印度思想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东西两大体系。西方的叫婆罗门体系，东方的叫沙门体系。
婆罗门思想体系的特点约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各点：崇信吠陀天启，坚持种姓制度，婆罗门至上，提倡祭祀，信仰多神中的一神，哲学思想主张梵我合一。雅利安人最初看世界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并没有悲观思想，这种思想是后来渗入的。婆罗门不主张苦行，他们基本上是入世的。
沙门思想体系完全有另外一套内容。沙门运动是一种遁世的苦行的运动，是现实主义的、多元论的、无神论的，反对种姓制度。苦行的概念不是从西方婆罗门那里传来的，而是受了东方原已存在的苦行部派的影响。否定自我，主张非暴力，相信轮回业报，也可以说是沙门体系的特点。
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根本对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也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问题，而是在佛教开创时期僧伽内部两条线路的斗争。扩而大之，也可以说是沙门思想体系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沙门思想体系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赞成苦行与否定苦行、赞成轮回与否定轮回说上。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它坚决反对使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语。
他一生游行传教却多半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Magadha，约当现在的比哈尔邦）。因而他利用的语言，很可能是摩揭陀语。
巴利文也就是摩揭陀语，换一句话说，巴利文就是佛所说的话，而巴利文《大藏经》也就是佛教的唯一正统的经典。
梵文绝对不允许用，但是方言俗语的利用完全是可以的。
我们必须假定，佛陀和他的大弟子们宣传佛教时所使用的语言，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不会是纯粹的摩揭陀方言，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
一部用东方方言，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佛典曾经存在过。这就是所谓原始佛典。后来佛教其他宗派的经典，巴利文佛典也包括在内，都是或多或少地从这一部佛典里演变出来的；最古的那一部分可以说是翻译过来的。
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
部派最初形成时，主要分歧是在律的方面。
小乘的重点是强调个人修行，积累功德，经过艰苦的努力，最后达到涅磐的境界。
小乘强调个人努力逐渐向着强调信仰的方向发展，只要真心向佛，虔诚皈依，没有个人努力也能够成佛作祖。
大乘佛教认为，佛与菩萨有无量无限所谓功德果，可以让皈依者分享。
大乘上座部指的是『受大乘影响的小乘上座部』
佛教传入中国——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
经过两汉、三国的译经传教工作，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 译经的人，不是姓安，就是姓支，还有的性康。『安』代表『安息』，英文是Parthia，即『帕提亚国』。『支』是『月支』，『康』是『康居』，都是古代中亚一带的民族。汉人仅有几个人，严浮调、朱士行等。可见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是经过中亚民族的媒介。
- 从译出的经可以看到，小乘和大乘都有，而大乘空宗似占上风。《般若经》译本之多，值得注意。
- 我曾在《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前言》中谈到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直译和意译之争。我认为，从大体上来看，翻译初期是直译，自鸠摩罗什起转向意译，而玄奘则泫混二者，成为集大成者。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在印度最先有小乘，到了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代，才开始有大乘思想的萌芽。又到了公元1世纪，中观派的理论，所谓空宗（创始者为龙树）才开始产生。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各自独立，佛教也因之而形成两大派：南方重理论，偏于思辨，不重禅法。盛行的佛学是《般若经》、《三论》、《成论》，基本上都是大乘空宗的学说。北方重修持、禅定，倾向于苦行，盛行禅法与净土的信仰，偏重戒律，并杂以阴阳方术，汉代佛法的残余似乎流行于此，汉代儒家经学的传统也似乎比较有力；在这里学风比较朴实，继承了北方宗教传统的衣钵。
同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南北两大派差不多同时，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者派（所谓有宗）也开始形成。这比起大乘的形成来要晚很多。比起中观派所谓空宗的形成来，也晚不少。传说这一派的创始者是弥勒（约公元350-430年）。这个人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肯定是历史人物的是无著（约公元395-470年）和世亲（约公元400-480年）。
因为瑜伽派比中观派的建立要晚二三百年，所以传到中国来的时间也相应地晚了。在中国，传译介绍有宗法相唯识之学的，在南方有陈代（公元557-589年）真谛，他译有《摄大乘论》等经典，有人就说，真谛建立了摄论宗。
谈到宗派的形成，在南北朝时期大体上只能有学派，还不能有宗派。梁启超《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提到的宗有：大乘摄论宗、小乘俱舍宗、十地宗、三论宗、法华宗、涅盘宗、天台宗、法相宗（唯识宗、慈恩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有人还添上地论宗、摄论宗。在这些宗派中，各宗都有自己的教规。律宗不能成为宗，净土宗没有自己的专有理论，也不能算宗；成实、俱舍都只能算是学派，不是宗派；三论宗后被天台宗、禅宗所吸收，不能独立成宗。能够成为宗派的只有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和禅宗。天台宗源于北齐、南陈，创于隋，流行于江浙、湖北一带，倾向于统一综合，南方义学和北方禅定都去学习，企图通过禅定来证悟般若。华严宗兴起于陈隋之间，形成于武则天时，根据地在终南山和五台山。法相宗创始者为玄奘、窥基。禅宗源于北魏菩提达摩，盛于唐，先流行于庾岭、广东、湖南、江西，然后遍及全国，流行时间最长。
浮屠与佛
『浮屠』的来源是印度古代俗语，而『佛』的来源是吐火罗文。
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归命的梵语为南无，是指专注一心、归向佛陀教法的意思。
法显
世界宗教的发展史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只轻轻地说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什么问题也不解决。一般人的解决办法是创造和相信这一种或那一种宗教。在宗教的最初发展阶段上，满足宗教需要必须费很大对力量，付出很大的劳动。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就会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宗教就施展出自己固有的本能适应性。
关于玄奘
在佛教哲学方面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法相宗，这个体系的特点就是八识，世间一切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因此被称作唯识宗。前六个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容易理解的。第八识叫阿赖耶识，是总管一切的，而第七识末那识则是联系第八识和前六识的。最关键的是第八识。前六识只起了别、认识的作用。第七识起联系的作用。有了第八识，其他七个识才能起作用。此外法相宗还幻象出一个精神性的单子——种子，认为它是构成世界的原因。一切种子有染、净的分别，前者叫有漏种子，后者叫无漏种子。这些种子当然不能离开识，也就是说离不开人的主观精神，既然第八识是人的主观精神（心）的关键，种子藏住的地方就是第八识。世界是在种子生生灭灭中进行着的，种子又是经常处在污染的情况下。有漏种子是使人类陷于苦难的根本原因，只有断尽有漏种子，人类才能跳出轮回。在这里法相宗又提出了三性、三无性的学说。其中圆成实性或真如佛性是万法（一切事物）的实体。这个实体对于世界不具有加工、改造、推动的作用，它是不造作、不生灭、永世常存的。它是绝对清净、不杂有染污的精神实体。如果想舍染归净，就必须隔断阿赖耶识和众生活动的内在联系。阿赖耶识中包括有漏种子和无漏种子。不断经过善行的熏习，有漏可以转为无漏。根据法相宗的理论，只有佛才能断尽有漏种子；但是有漏种子断尽才能成佛。这个鸡与蛋的关系，使法相宗陷入窘境，无法摆脱。
翻译印度因明可能产生的影响
恩格斯的名言：”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句名言在印度也是适用的。印度唯心主义者，尽管用的名词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就是否认物质世界的存在，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印度唯心主义者否认pramana（旧译作『量』或『形量』），也就是知觉和推理等，他们说这些都只是幻象。因为如果承认知觉与推理就要承认知觉和推理的对象，认识的目的物。也就是说，承认外在物质世界的存在。印度的因明学者法称和陈那不想放弃唯心主义，又对pramana感到兴趣。法称说：”一切成功了的人类活动都以正确的知识为前提。正确的知识包括两个方面，这就是直接经验（pratyaksa，一译知觉，旧译’现量’）和推理（anumana，旧译’比量’）。”他们给印度因明（逻辑）与认识论灌输了新的活力，企图调和多少有点唯物主义因素的经量部与大乘有宗的理论。这就表明，因明的探讨，不能不承认知觉与推理等所谓pramana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法称与陈那的弟子和注释者不能不承认这一点。连他们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而没有法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