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宏杰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副标题: 全新修订升级版
出版年: 2014-5
页数: 296
定价: 39.8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ISBN: 9787513903318
第一章 曾国藩一生的五次耻辱
曾国藩反思到，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
经过反复回忆，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最能表现曾国藩“老奸巨猾”的，当属李秀成案的处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后，曾国藩首先对他进行攻心，套取他需要的资料情报。他几次面讯李秀成，虽称“讯”，却态度谦和，言语体贴。和李秀成交谈的过程中，他也表现出一种真实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态，对李秀成的才华表示赞赏，对他“误入歧途”则深表惋惜。李秀成为曾国藩的魅力所倾倒，在自述中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对他“恩情厚义”。从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话语来判断，曾国藩对李秀成应当有过暗示，比如许诺将为他向朝廷乞恩。这使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时意志动摇，从而写下了数万言的自述书。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之后，曾国藩迫不及待地违反了朝廷献俘北京的命令，提早在南京杀了李秀成。因为一旦将李秀成献俘到京城，湘军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也许就会曝光。当然，提杀李秀成的过程仍然进行得周到而富于人情味儿。曾国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级幕僚李鸿裔面见李秀成，向他通报“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告诉他，将于当天将他处死。这一行动既表达了对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讳”“开诚布公”的作风。曾国藩也并未按自己汇报中所说的那样将李秀成千刀万剐，而是斩首了事。事后将李氏之头传首诸军，尸体仍赏给棺材一具，进行葬殓。李秀成临死前对曾国藩仍然毫无怨意，说：“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图报！”
曾国藩生平以“诚”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录李秀成自述时，他却多处作伪。经罗尔纲等人考证，曾国藩在李秀成原稿上进行了以下几处关键修改：
- 一是关于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迹本称“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说明洪秀全病死。曾国藩为了夸大曾国荃的战功，将这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证明洪氏直接死于曾国荃的军事压力之下。
- 二是李秀成被俘经过。李秀成是在只身一人逃难的过程中，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如果照此汇报，则李秀成之被俘，与湘军本无关系。曾国藩却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将“获拿”两个字对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
- 三是李秀成冲出天京的时间。李秀成的原话是：“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时至二十一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国荃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他的责任。
- 四是删改“天朝十误”之“第十误”。《李秀成自述》中总结了太平天国政治的十大失误，第十误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将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夸大了曾国荃攻克天京的首功，而且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释为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
吴方在《传送思想的能量与局限——由曾国藩看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对曾国藩的复杂性有过精彩的分析：“以‘王霸杂术’持身、用人、施政、御军，曾国藩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把握住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则也有灵活性，亦即宗经而不舍权变。他有‘两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这种‘两手’式的格局（儒学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国藩来实践了一回。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刚正中生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比，其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的。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第二章 既生左何生曾：曾左一生恩怨考
曾国藩下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克己之功，以理学为武器对自己“天赋之性”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系统的纠正。居京十多年里，曾国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脱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换上“诚恕”之心、谦虚之道。他的胸次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时，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对朋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总结说，对朋友，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字为主”。第三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晚年曾国藩的心事，早已达到看破功名、跻身圣域的境界。在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责任二字，至于浮名，他确实是可以置之笑谈之外的。处理天津教案，他分明就是以自己的名声为代价，换得了国家的平安。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副，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更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对联后面，居然署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在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对曾国藩须自署“晚生”，左宗棠却说：“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所以左宗棠从来没对曾国藩称过晚生，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上一则趣事，因此谁也没想到左宗棠会在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
听说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是十分震惊的。他以前没听说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岁对于当时养尊处优的阶层来说，并不算长寿。他没有想到，曾、左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么早就结束了。也许在奏折中写上“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几句时，他就已经有与曾国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机会永远失去了。
第三章 曾国藩是如何“脱胎换骨”的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第一层是食色性也，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出人头地，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
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 “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在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他就坚持读书、写作。他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第六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自诩为“好汉”的曾国藩在晚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有一次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就是说，我那次去北京见皇帝，发现京城许多地方泉水都枯竭了，连御河都断流了。这是不好的征兆。现在，朝中没有正人君子，用人行政一片混乱，看来这个王朝，挺不了几天了。我真想早点儿死，不想活着看到王朝灭亡。
他还在家书中对弟弟曾国潢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
也就是说，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很想直接躺到棺材里去，人死了就能心安理得地好好休息了，那样还比活着更快乐些。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绝望，是因为对大清王朝的现状深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