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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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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 尼尔·基什特尼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品方: 博集天卷
译者: 张缘 / 刘婧 
出版年: 2017-9
页数: 284
定价: 52.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13916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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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翔的天鹅——苏格拉底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阐释了经济领域里的基本点：以物易物。货币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他说道。如果没有货币，你就不得不到处背着橄榄去换取你所需要的鞋子，而且还得足够幸运恰好找到需要橄榄的鞋匠。为了使交换的程序更为简便，人们指定了一种物品——通常是金银——作为用来买卖的货币。货币成为衡量经济价值的标杆，并使价值在人与人之间传递。

对于家庭主妇而言，种植、食用橄榄并用销售橄榄获得的钱财换取自己所需的商品，这个过程是十分自然的。当家庭主妇发现她们可以从售卖橄榄中赚钱，便可能开始纯粹出于利益而种植（区别在于出售橄榄的价格和种植的成本）。这便是商业：通过买卖获取钱财。

上帝的经济——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纳

奥古斯丁将这一理论转化为上帝之城，基督是人类的救世主，位于最高级层。上帝之城由人类的法律和上帝的法则共同统治，人类为了积累财富不得不直接参加日常的劳作。财富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是人类的生存所需。最理想的生活就是放弃财产成为修道院隐士，或在僧侣社团中生活。但是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里，人类不得不拥有个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明白财富仅仅是拥有良好、崇高生活的手段，而不应该贪恋财富。

阿奎纳也认为最恶劣的经济罪行便是“高利贷”（usury）：为了利息借钱。

和古希腊的思想家一样，阿奎纳认为正确使用金钱的方式是买卖，通过设定利息的把戏使钱增值、让自己拥有更多的财富是错误的。当钱被用来买卖物品时，买卖的行为“耗尽”（uses up）了钱。这就好比你使用面包的方式是吃掉它——你耗尽了面包。

寻找黄金——重商主义

商人帮助贵族聚敛更多的财富，反过来贵族会资助商人的航行。伊丽莎白在甲板上封德雷克为爵士的一幕便象征着统治者和商人之间联盟的缔结。

这种联盟后来被称作“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来源于商人一词的拉丁语）。

如何定义一个国家是富有的？重商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认为财富即金银，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足够多的金银就是一个富有的国家。 这种观点被批判在于重商主义者们犯了“弥达斯谬误”（Midas fallacy）。在希腊神话里，酒神狄俄尼索斯说可以满足国王弥达斯一个愿望。弥达斯希望可以拥有点石成金的本领，而当他用餐时，食物也变成了金子，饥饿的危险随即到来。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把财富的定义局限于金子而非面包和肉的想法是愚蠢的。

马利纳所著《论英国公共福利衰败的祸根》延续了重商主义的主线，即国家需要健康的黄金储备。马利纳认为，英国的经济疾病（“腐败”）在于购买外国商品过多而出口商品过少。

托马斯·曼最为著名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他指出英国获得黄金最好的方法并非限制外流，也不能像德雷克那样劫掠别国的船只，而是尽可能多地出口本国产品。当一个国家善于制造时就会实现这一点。这种政策的目标在于获得有利的“贸易平衡”（balance of trade），即出口大于进口。

在重商主义者的支持下，政府进一步鼓励出口，抑制进口。进口商品会被征税，价格变高，使得居民更多地购买本国产品。当时的《禁奢法》全面禁止昂贵（奢侈）产品。

自然的馈赠——重农主义

魁奈认为农业是有特殊性的。人们利用自然改造出的田野、河流和猎场是一个国家财富最终的资源。因此，包括魁奈在内的那批思想家，也是第一批自称经济学家的观点被称为“重农主义”（physiocracy），意即“自然法则”（rule by nature）。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指的是土地养育出的小麦和猪。 农民通过种植粮食，或售卖粮食为生。此外，他们还能生产出多余的粮食。魁奈相信盈余是经济的生命力，他称其为“净产值”（net product），即农业生产（总产量）中满足农民自身需求外多余的部分。他认为净产值只能由人类在自然中创造出来，比如在河中捕捞的渔民、草地上放牧羊群的牧民的劳动。

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与《国富论》

斯密创造了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语录：社会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引导着。

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很容易被理解为“贪婪是有益的”，这是一种误解。斯密观察到在商业社会里存在很多纯良的人性。面包师和屠夫对其他人通常很友善，当朋友生病或丢失钱财他们会感到悲伤。人们也因此形成了是非观。如果人们总是自私自利，比如面包师缺斤短两、酿酒师往啤酒里兑水，商业便会变得不健康。谎言和欺骗如果是常态的话，终将导致混乱。只有当人们诚实守信，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才会有益于社会。

当正派的人可以自由交换商品——自由买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便开始发挥作用。交换物品的需求使人类有别于动物。狗从不交换骨头，但人类却一直进行着交换，我给你面包是为了换你的啤酒（更多的情况是我卖面包然后用所得的钱买啤酒）。所有这些交换导致了一个结果，便是分工的产生：一种劳动力的区分。

重农主义者认为它是土地中的收获物，重商主义者认为它是黄金。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所有有用商品的总和——小麦、啤酒、衬衫、书籍——国家经济为人民制造的全部商品。这也是当今经济学家所认同的。一个国家的收入（国民收入）等于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中生产的所有商品的全部价值。

基于劳动力分工和个人利益，斯密随后也创立了一种新经济的观点。他的支持者通常是被那些相信市场掌控一切，政府应该尽少干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人，这些人奉斯密为智者。

谷物遇上钢铁——工业革命下的因果链条

在李嘉图生活的时代，地主享有特权，因为英国法律是禁止进口廉价的国外谷物的。这一法律被称作《谷物法》，旨在禁止英国进口为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多余谷物。结果导致了谷物价格的上涨。李嘉图的论证阐释了法律对地主抬高租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令资本家的利益缩水，使工人变得贫困。

按照李嘉图的观点，《谷物法》的废止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价格低廉的外国谷物会涌入国内；工人不必再为高昂的食品价格苦苦挣扎；资本家的工资支出也会相应降低；资本家会用增加的收入进行再投资；财富的创造会加速。

废除了《谷物法》，国家便可以减少谷物的种植而买入便宜的进口谷物。自己种植谷物并不总是必需的，李嘉图表示。国家可以制造其余的东西——布匹和刀叉——通过售卖给外国人换取他们的谷物。

理想的世界——空想社会主义

傅立叶构想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称之为“和谐制度”。他设想人们都居住在一个名为“法郎吉”（phalansteries）的小型社会组织里。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容纳工厂、图书馆以及一个歌剧院。在这里每个人可以尽情发展自己的爱好。傅立叶探讨了这些耳熟能详的爱好，比如友谊、理想以及对美食和音乐的热爱。

与资本主义制度支付工资的形式不同，人们可以按股份分享法郎吉的收益。

欧文相信人们的性格是周围环境的产物。恶的人性来源于糟糕的环境，只有建立正确的环境才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在一个摒弃了资本主义残酷无情的竞争的环境里，穷人可以变成善良、快乐的人。对于完美环境的创造，欧文有自己的蓝图。

圣西门认为社会应该由有才华的人统治，而非公侯子爵。每个人都应该全面发展。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能力有大小，但出身不分贵贱。人剥削人的现象将不复存在，他们会合力开发自然，使用科学的原则积累社会的财富。科学家和工业家将在顶层指挥经济，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坊。在他们的领导下，工人以合作的精神统一行动。国家应该创造一个人性化的、消除贫困的社会。

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认为市场和竞争并不能带来一个良好的社会，这也是他们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鼻祖的原因。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并在此后的几个世纪被一些国家践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并不是由个人作为私人财产拥有。相反，人们共享资源，没有贫富差异。

他们一致相信一个完美的世界——“乌托邦”（utopia），可以借助人们的理性和善意得以创造。

太多的人口——马尔萨斯与《人口论》

首先，人类的生存需要食物；其次，他们必须通过性交完成繁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喜欢并将一直交配下去。人口会随着时间成几何数增长。我们当然可以增加一点食物产量，但很多事情并不像人口翻倍那样容易。首先，你不可能使土地面积翻倍，再者，马尔萨斯认为食物产量在每一代都以一种固定的产量增长，要比人口的增长速度缓慢得多，人口数量会迅速超过食物的供给。

假设国家获得了新的财富资源，比如可以养活更多人口的、从战争中掠夺的土地。首先，这将会带来更多的食物流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体质的增强，出生率增加，死亡率降低。最后，人口增长，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供应，社会回到原点。人们的生存水平降低，又回到新的土地被发现之前的水平。

世界工人——马克思与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亚当·斯密、李嘉图都认为产品的价值等同于制造产品的劳动力总量，这个观点被称为“劳动价值论”（labour theory of value）。如果制作一件衬衫需要30分钟，它的价值等同于30分钟的劳动量。马克思同样相信工人们的工资用于满足自身的生存，即最低程度的衣食需求。假设工人用5个小时的制衣工作挣到的钱就足以养活自己，如果工时为12个小时，工人就得多付出7个小时的劳动才能拿到满足生存所需的工资。那么，出售在额外的7个小时内做出的衬衣的“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去哪了呢？它流入了资本家的腰包里。因此，剩余价值可以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机器和资金，从而扩大经营规模。

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纷争属于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矛盾。资本家通过变本加厉地压榨工人阶级保护自己的利益，工人所能分得的经济利润越来越少。最终，他们根本无力购买工厂中大量制造的产品，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商品也销售不出去。长此以往，工人的生活更加悲惨，怨声载道。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崩塌，工人阶级获得了土地和工厂，共产主义建立，消灭了剥削。这种结果得益于私有财产的取消：熔炉或起重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资本家，而是由全社会共享。人们按需分配而不是领取资本家的工资。共产主义也会消灭阶级和阶级分化所导致的无休止的阶级斗争。

完美的平衡——新古典经济学

杰文斯没有在研究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的传统经济学者身后亦步亦趋，他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学中的尺度的著名学者，并发展了“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的理论。

“边际”的意思是事物的边缘，太妃糖效用的边际是你最后一块糖的效用。随着消费品的增加，边际效用是减少的，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马歇尔的观点之一就是需求法则。产品的高价格导致需求走低，而低价格导致需求提升，不断降低的边际效用阐释了这个法则的来源，并且随处可见。

马歇尔用供给和需求的理论将消费者和企业联结起来，这个观点成为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理论之一。“需求曲线”（demand curve）将价格和人们需要的数量联系起来。将需求曲线想象成图表上的一条线，底边是汤匙的数量，侧面是价格。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当价格降低时人们的需求上升。“供给曲线”（supply curve）联系的是价格和工厂的生产数量。供给曲线是上扬的：随着价格增加，可以抵消增加的生产成本，企业开始愿意生产更多的汤匙。当对汤匙的需求和供给完全相等时——需求和供给曲线相交时，市场便达到了平衡（即均衡）。平衡是市场想要达到的状态。当价格达到一个特定的水平时便会产生平衡：这时企业希望生产的汤匙数量和消费者需要购买的数量是一致的。

设想几十个鲭鱼渔民在港口贩卖，一条鲭鱼的价格依据供求关系而定，假设为2英镑。竞争的重点在于买家或卖家都无法操纵市场。如果一个渔民的鲭鱼价格是3英镑，你肯定会选择其他卖家。如果你只想花费1英镑，卖家也不会将鱼卖给你。买卖双方都无法改变价格。经济学家称其为“完美的竞争”。

“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即在衡量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后决定自己行为的人。

马歇尔的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它是斯密和李嘉图经济学的升级版。古典经济学关注市场如何掌控经济并使其繁荣。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理性的个人如何掌控市场。

挡住阳光——自由贸易与保护政策

自由贸易意味着来自不同产地的商品都会被同等对待：廉价的印度布料不会在英国遭禁或受限制。英国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布料，如果印度布料恰巧更便宜的话。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真正完善了自由贸易的经济观点。各国应该专注于生产相对便宜的产品然后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这样各个国家都会赢利。

李斯特的建议会使新经济免于国外竞争。一种方法是对外国产品征税。德国对英国钢铁的税收使英国钢铁的价格变得昂贵。德国人会因此购买德国生产的钢铁，新生的钢铁业便会得以生存。经济学家称其为“保护政策”（protection）。

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并不是随时随地都会生效。只有当国家或地区间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才会带来益处——比如19世纪德国的不同区域。但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则没有什么好处：更发达国家的工业将彻底摧毁其他国家的工业。

战争的利益——帝国主义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是资本主义自身导致了国家间的矛盾并最终引发了战争。

列宁指出了三种趋势：马克思是在单独的国家里对现状进行观察，但是20世纪初，国家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贸易量增加，投资者向海外注入的资金也更多。另一个趋势便是大型公司和银行的兴起，在资本主义早期，公司规模都较小并由所有者本人投资，而后来大型公司的资金都来源于大银行。列宁称其为“垄断资本主义”，意即操控整个市场的占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其次是帝国主义趋势：欧洲国家通过控制海外领地建立帝国，势力范围延伸至整个世界。建立帝国的方式是通过军队入侵，随后入侵者便会在海外领地上建立政府，实现殖民统治。

列宁认为经济互联、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在他所处的时代，传统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英雄行为，是冒险精神和伟大领袖骁勇精神的展现。此外，帝国主义国家为贫穷的国家带来了文明，可以引领非洲和亚洲人民迈入现代世界。列宁的观点要比传统观点更具前瞻性，在他看来帝国主义仅仅就是积累财富。

霍布森的理论与当时经济学家们奉为福音的一个思想背道而驰：即节省是好事。霍布森认为有时一个国家会因为过度节省而灭亡。工人和资本家从商品制造中获得收入，你可以今天花掉这些钱，也可以将它积攒下来。收入微薄的人会把大部分钱用于购买食物和衣服。而富人的收入很高，很难一次花完。比工人多挣50倍工资的并不意味着在基本衣食上的花销也要多出50倍，虽然他们会购入一些古董花瓶，但最终仍将收入余额储蓄起来。霍布森和列宁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多的经济收入会流向一小部分富人和有权的金融家口袋里，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财富更多地被节省下来而非用于消费。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新的机器和厂房，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经济学家将这种花销称为“投资”（investment）：当商人购买新的香肠机时便是投资，香肠的产量因此会得到提高。

问题在于随着投资的增加，愿意购买或买得起商品的人数却在减少。富人不会购买它们因为他们已经用巨额收入尽可能地消费了——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将剩余的钱积攒起来。而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却囊中羞涩。因此，用节省下来的钱建起的厂房为所有者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少。随着储蓄越来越多，可以用来投入其中的良性资金却在减少。而在海外进行的投资却还有获利的空间，为了使储蓄更好地流向国外，帝国主义权贵便开始入侵其他国家并建立海外殖民地。欧洲资本家开始在殖民地大肆建造厂房并将在国内难以销售的产品倾销给殖民地人民。入侵国的军队保护厂房免于本地人占领。

吵闹的小号——福利经济学

经济学家将油漆厂的污染物和包装公司的研究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ies），因为他们除了创造者本身，还会对外部的人或公司产生影响。庇古指出当社会效应（对每个人产生的整体影响）和“个人效应”（只对生产外部性的人产生影响）之间存在差异时市场失败的风险便会加剧。人们用货币支付个人的收益和损失：油漆厂购买颜料，顾客购买油漆。当个人的损失和收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时，市场便会实现良性运行。这种情况下社会等同于个人，所有社会影响都包含在人们购买的物品里。当外部性存在时，个人的损失和收益并不包括所有的社会损失和收益。外部性也不算在人们购买的任何商品中，比如工厂的污染物。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影响不同于社会影响。这就是我们所说油漆厂“过度”生产的原因，它并不为污染付出代价，于是并不会为社会整体利益而停止生产更多的油漆。包装公司并不会得到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因此会选择更少的研究投入。

经济学家们将那些不需人们花钱购买也能从中获益的商品称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比如路灯。

庇古认为，政府需要推动市场向正确方向迈进，它应该鼓励“积极的”外部性，抑制“消极的”外部性。

在庇古写下这些观点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同样明白了如果市场掌控在少数或唯一的公司（垄断企业）手里就会失败。在20世纪之初，巨型公司标准石油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的石油市场，美国钢铁公司掌控了大部分的钢铁。因为不存在竞争者，垄断企业可以选择产品的定价，它具有“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垄断企业试图推高价格以攫取更多的收益，高昂的价格意味着消费者购买数量的减少以及企业产量的减少。这种行为损害了整个社会，因为消费者想要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然而垄断企业仅仅是以自身利益为基础决定产品的生产数量。在充满竞争的市场里因为企业数量多，商品也就更多，从而使价格相对较低。这就是经济学家们认为竞争的市场要比垄断更有利于社会。

可口可乐还是百事可乐？——不完全竞争经济学

罗宾逊于20世纪20年代在剑桥大学就读时，女生即使通过了考试也不会获得毕业证书。为了能有机会跻身经济学领域，罗宾逊认为自己必须提出一鸣惊人的理论，引起人们的注意。她用自己的著作《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实现了这个抱负，这本书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全新的分析。

《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出版后的数月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也创作了涉及同一领域的研究著作《垄断竞争理论》。

事实上二者可谓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在市场中每一类基本产品都有许多不同的种类。

罗宾逊和张伯伦的理论因为混合了竞争和垄断，因此被称为“垄断性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它的另一个名字是“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不完全”是因为即便在企业间存在竞争也并不等同于在完全竞争行业中的那种情况。

相比较而言，为极端现象创建理论是比较容易的，比如存在许多同类公司的完全竞争和只有一个企业的垄断市场。但处于两者之间的现象更为复杂。实现完全竞争或垄断的市场只有一个方式，但如果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就会有许多的方式，因此找到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理论非常困难。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是博弈论，这种方法有助于分析各种各样的企业行为。

计划者——苏联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人们为什么要工作呢？共产主义的失灵在于动机的错误，而争论也因此产生。共产主义的捍卫者们认为，正是共产主义实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的行为差异：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具有服从性和忘我精神，是出于国家的利益而非个人利益投身于艰苦的工作中。

炫耀你的钞票——有闲阶级与炫耀性消费

在他最为著名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凡勃伦驳斥了思考经济行为的传统方法。理性经济人衡量各种各样的物质需求然后购买自己喜欢的物品。但是欲望源自何处？它来自于每个人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很多经济学理论没有涉足的领域。依照凡勃伦的观点，人们并不是通过理性的计算决定购买行为和选择消磨时光方式的。你必须了解人们由社会所塑造的本能和习惯，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选择。

凡勃伦说，如果近距离观察你会发现现代经济里依然有原始习俗的痕迹。我们并非像一个完全理性的人那样出于需求购物，而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而消费。

凡勃伦将富人购买豪宅、皮草和去法国里维埃拉度假的行为称作“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并称获得特权的少数人为“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

在出水口下面——凯恩斯主义

萨伊定律（Say’s Law）认为所有生产出的商品都将售罄，理由是人们只在乎其所拥有的有用的商品。生产靴子的人会卖掉靴子，再用钱购买衣服和帽子。帽子制造商会卖掉帽子用来购入靴子和衣服。从任何一种商品售卖中获得的钱都会用来购买其他物品。一个企业因为产品卖不出去而缩减劳动力、关门大吉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因此经济衰退和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

将支出水平想象成浴缸里的水位，当人们将所有收入用于消费时萨伊定律是适用的。但是如果人们将收入积攒起来呢？想象浴缸里的水正从放水孔中流出。储蓄是经济支出中的“流出部分”。随着水面的降低，经济中的支出也在减少，这意味着企业产量的降低以及工人人数的缩减。有一件事情可以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一条将放水孔连接到水龙头的软管，它可以将水导流回浴缸。储蓄不仅仅从下水口流出，还会最终回到浴缸中。储蓄被借给希望投资新工厂和生意的人。投资——购买厂房、设备等——等于将支出“注入”经济中。储蓄被用来购买，因此流出相当于注入，即流出的量和注入的量齐平。因此，水位保持不变，经济继续运转，所有工厂和工人都充分工作。

如果投资者在建造新工厂时变得畏缩怎么办？那么储蓄便不会流回浴缸，相反会聚集在软管里。于是看起来水位再次降低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其他的拯救办法。将水龙头开大一点，使软管里的水更快地流回浴缸怎么样？只要打开得足够大，流出的水再一次等于注入的水，于是水位——即经济中的总支出——便不会降低。在这里，水龙头指利息，即借贷的价格。当利息降低——打开水龙头——借贷变得便宜，更多的人会进行贷款。

凯恩斯对萨伊定律提出质疑，他问道：为什么假设多余的储蓄会自动转变为对新厂房和机器的投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人们并不一定要将自己的储蓄与厂房和工厂挂钩。或许你可能只想把钱放在床垫下面以备不时之需。

凯恩斯认为，当流出量大于流入量时便会发生经济衰退。生意人开始对前途感到茫然并停止投资。这意味着，注入经济的投资少于流出的储蓄。浴缸的水位开始降低。产量降低，工人数量减少，经济陷入了衰退，这就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状况。

事实上，衰退的原因是人们选择储蓄，而不是支出。

这个理论的要点是，既然经济无法自行修复，政府便需要有所作为。政府必须在经济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以避免大萧条的再次发生。

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的骑士熊彼特

新技术淘汰旧技术——马车被汽车取代，蜡烛让位于电灯。胶卷制造商柯达公司崛起，然后又衰落，同时在手机中率先应用数码相机功能的三星公司这样的新领袖站上舞台。熊彼特将这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别的，只是永不满足的企业家们带来的不断的变化。

囚徒困境——纳什与博弈论

事实上，纳什的观点后来成为了博弈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并在今天被广泛应用。他认为博弈的结果——其“均衡”——是每个参与者的策略，是对其他参与者策略的最优反映。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没有人有理由改变自己采取的行动，这便是博弈中的均衡。纳什证明大多数博弈都有均衡。

政府的暴政——哈耶克的警告

德国的经济牢牢地掌握在纳粹政府手中，在英国同样如此，许多人相信政府应该参与经济运作。哈耶克认为，这种想法最终会导致政府的完全管控，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局就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在这个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全体人民必须完全服从它的管理，反抗会带来囚禁甚至死亡。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德国出现了，如果人们不警惕，那么英国同样有可能重演这一幕。

大推进——发展经济学

刘易斯发现，与富裕国家不同，贫穷国家的经济充满了“现代”和“传统”的对比，奢侈品店周围满是街头小商贩。现代的部分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农场和工厂，它们雇佣工人生产产品获得利润。传统的部分包括了家庭的农场和商业，人们在亲属和朋友之间分享收益，而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大部分的经济是传统的。刘易斯称之为“二元”经济：“发达的部分被经济的黑暗区域所围绕”。

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只需要市场便已足够：对盈利的期望会鼓励商人建造工厂和电话网。但新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在贫困的国家不能良好地运转。刘易斯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中的大量劳动力如何转移到工厂中，而罗森斯坦·罗丹则说，这一行动不会自动发生。

问题在于，一个工厂如果想要盈利，那么这有赖于其他的工厂。为了获得收入，一家新开的沙丁鱼罐头厂需要销售自己的罐头。谁来买呢？那些身处传统经济部门的人们收入有限，很难消费罐装沙丁鱼。沙丁鱼工厂自己的工人可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来购买，但不会是全部，他们还想购买鞋子。如果这时候建设一家鞋厂，那么鞋厂的工人就可以购买沙丁鱼罐头，而沙丁鱼罐头厂的工人则可以购买鞋子。每一家工厂都为其他工厂的产品创造了市场。因此，想要实现工业化，需要有大量的工人同时进入不同的行业。这些工厂彼此依赖就都能盈利，而不能靠单打独斗。

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从一无所有过渡到应有尽有，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准确地把握起飞时刻。这需要对经济体的诸多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他称之为“大推进”。

关于所有问题的经济学——生活中的经济学

芝加哥学派的理念是：市场和价格是社会运作的基础。贝克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贝克尔认为，店主上班时会计算成本和收益，以获取最多利润；在家时，他们同样会计算成本和收益。家长在家要求孩子关上电视去做作业，是因为努力做作业的孩子在成年后才能挣更多的钱，而未来收入更好的孩子才更有能力赡养自己老迈的父母。实际上，贝克尔在所有的问题上都看到了经济的计算。

成长——经济增长理论

索洛与同时期另一位如今被忽视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1918—1989）提出了一个理论，用来解释正常状态下，当经济体的全部资源被用来生产产品时，经济如何增长。他们要求我们设想一个简化的世界，在那里商品通过使用资金（设备和工厂）和劳动力来生产：少量挖掘机和上百带着铁铲的工人挖掘火车隧道，或者也可以用大量挖掘机和少数驾驶员来完成同样的工作。富裕的国家相比自身的人口拥有大量的资金，这意味着这些国家里每个人的产出更高。人均产出可以很好地衡量一个社会的富裕程度。一个由10个人组成并生产100英镑价值商品的社会，其富裕程度是生产同样价值产品但人口为20人的社会的一倍。10个人构成的社会能够为每个人平均提供双倍的商品：它的人民的生活水准比20人的社会的更高。索洛的理论可以用于解释人均收入的增长。

根据索洛的理论，当你向同样数量的工人投入更多资本时，你能够获取的额外产出会越来越少。这一效果被称为“资本收益递减”（diminishing returns to capital）。

技术进步允许以一国所拥有的资本和人力实现更多的产出。同样也可以生产出新的商品。当文字从石碑转移到羊皮纸，从羊皮纸转移到现代纸张，再从现代纸张转移到数码产品之上时，社会实现了进步。索洛认为，社会更高的生产率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才是增长的真正引擎。

甜蜜的和谐——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

其中的问题是，石油价格影响的不仅仅是石油市场。阿罗指出，当由于得克萨斯州和波斯湾发现新油田导致油价降低时，其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人们开始用石油取暖，而不是煤炭，这导致矿场的雇佣人数下降。炼油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刺激了对钢铁的需求。便宜的油价鼓励人们购买汽车，这导致铁路运输的衰退。就这样，一个市场的变动，在许多市场里引起了涟漪。马歇尔的需求和供给是“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的理论：忽略了那些涟漪。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研究那些跷跷板连接运动的理论。这一理论始于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单一市场的均衡可以简单地写成一个方程式：供给=需求。在瓦尔拉斯的理论里，石油的供给和需求有赖于经济体中所有商品的价格，包括耳机、咖啡等等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如果一共有100万种商品，那么你会得到100万个方程式，每一个方程式形成的依据是100万种价格。当每一个单一市场的供给等于需求的时候，所有的跷跷板都不再摆动。在瓦尔拉斯的数学表达中，只有当所有的方程式同时成立的时刻，这才可能发生。

20世纪初，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设计了一个判断的方法。他说，如果能够在不减少一个人福利的情况下，增加另一个人的福利，那么这个经济体就不是最好的，或者说是“低效的”（inefficient）。

经济上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efficient）就是指所有的交换都完成了。一旦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就不可能在增加我的福利的情况下，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

“第一福利定理”（First Welfare Theorem）:阿罗和德布勒证实了，如果经济体存在一般均衡，那么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

分成两半的世界——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

标准经济学认为，与富裕国家的贸易往来会帮助贫困国家变得富裕。弗兰克的思路恰恰相反：贸易损害了穷国的利益。弗兰克说，这是因为贫困国家出口商品（譬如香蕉和咖啡）的利润并不会进入真正的经济发展当中，比如建造新的学校或者工厂。实际情况是，贫困国家的经济被大型的外国公司所控制。

弗兰克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差距会越拉越大，而不是缩小。世界资本主义分成了两个部分，位于核心位置的是来自欧洲、北美的富裕国家，而位于边缘位置的是拉美、亚洲和非洲的贫困国家。核心的胜利以边缘的牺牲为代价。因此，贫困国家的命运——变得更加贫困——“依附于”富裕国家让自己变得更加富裕的努力。弗兰克以“依附理论”观点为人所知。

传统的贸易观点以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李嘉图认为，如果国家能够在商品生产上实现专业化，那么他们在制造（换句话说，这是他们的比较优势）以及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上就能做得更好，而且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从中获益。如果古巴发现自己相比生产汽车更容易生产糖，那么古巴应该向美国出售糖，并从美国购买汽车。自由贸易会帮助古巴这样的贫困国家，逐渐接近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这也是该理论的出发点。

普雷维什认为这是错的。像古巴这样贫困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初级”产品，如糖、咖啡和香蕉。但是富裕的国家倾向于出口加工产品，如电视机、汽车。当人们收入提高时，他们会为购买电视机和汽车多花钱，但是他们基本不会为糖和咖啡多花一分钱。

普雷维什认为，对于贫困国家来说，这当中隐藏着令人不安的事实。当贫困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对富裕国家汽车的需求会同样增长。但当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长时，他们对贫困国家的糖进口需求则会增长得很慢。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汽车的价格上涨会比糖更快：贫困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了。因此，当贫困国家的人民需求更多汽车的时候，该国必须出口相对更多的糖才能实现支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量的糖能买到的汽车越来越少，到最后，贫困国家的发展赶不上富裕国家的速度。高增长率会创造对汽车的高需求，但是出口糖的收益已经不足以满足这一需求。

灌满浴缸——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凯恩斯认为，储蓄如果不投资在工厂和设备上就会造成衰退。凯恩斯说，如果人们不花钱，那么政府必须花钱。开支可以止住向下的旋涡，比如道路、医院、办公室里的盆栽，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

事实上，政府行为的实质是将那些围绕在经济四周没有被充分使用的储蓄重新导回到浴缸里。这样做，政府的开支会超过税收的收入。政府会维持“预算赤字”，等经济复苏，更多人开始工作赚钱，政府从税收中的获益会更多，而赤字也会消失。

另一种方法是减税——肯尼迪的政策，这样做基本上相当于把钱直接交给消费者。

另一种政策是“货币”（monetary）政策——一切改变货币总量或借贷利率的政策，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政府印更多的钞票。

凯恩斯主义有关货币对经济影响的理论——较高的货币供给会造成较低的利率，从而促进投资，带来更高的国民收入和就业率——与之前的不同。当时的传统经济学，遭到了凯恩斯的批判，被称为“古典经济学”：以18、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为基础。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对于经济没有“真实”的影响，比如会生产多少辆车、多少块砖头，以及多少人能有工作。如果政府将货币的供应量翻倍，那么人们购物的价格就翻倍，这就是唯一造成的结果。

不过在现实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这是源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因为那时的利率就非常低。他们想弄清楚，既然利率那么低，为什么萧条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的结论是，货币和利率不会对经济的总体需求有那么巨大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者于是认为对投资发挥真正刺激作用的是商人的乐观感受（凯恩斯曾经将这种感觉称为“动物精神”），而并非低利率。

新西兰经济学家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1914—1975）研究了经济运转的真实模式，并找到了更顺畅的逻辑。当失业率较高时，意味着经济体中存在着大量的闲置资源，因此倾向于低通胀（通胀反映价格增加的速度）。当失业率较低时，倾向于高通胀。这两端之间有一条曲线：失业率越低，通胀越高。这个“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成了凯恩斯主义的另一部分，并对政府的政策提供了重要指导。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可以以通胀水平的提高为代价来增加开支、减少失业率。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经济过热，导致通胀的高水平，那么政府可以减少支出，或者提高税收，为经济减速。

小丑掌权——公共选择理论

政府的行为应该和商人赚钱的行为一样受到审视。和其他人一样，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都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布坎南的经济学新理论被称为“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他描述为“去除浪漫的政治”。

布坎南和其他公共选择理论的学者提醒我们，假设政府总是可靠和无私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他们认为，问题不是出在市场上，而是出在政府身上。

货币幻觉——货币的力量

“滞涨”（stagflation）成了一个糟糕组合的名字：高失业率—经济停滞—高通胀。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与之一同失效的还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弗里德曼的理论是关于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增加货币供应可以刺激经济，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货币不太可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更有力的是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和税收）。弗里德曼将货币重新带回到经济学舞台的中心，他的经济学被称为“货币主义”（monetarism）。

他重提了一个古老的观点：货币供给量理论。假设一个岛上有10个卖菠萝的人，每人每年卖出1颗菠萝，挣1美元。有了这10美元的交易，这个岛的国民收入就是10美元。现在假设这个岛上有5张1美元的钞票，那么为了完成10美元的交易，每张钞票每年需要转手两次。货币供给量（5美元）×钞票转手的次数（2次）=国民收入。经济学家将钞票的转手率称作货币“流通速度”（velocity of circulation）。

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不大。如果菠萝岛的中央银行增印了5张1美元钞票，那么货币供应量翻倍到10美元，如果流通速度还是2，每张1美元钞票转手两次，那么就会产生20美元的交易，国民收入也就翻倍了。

如果没有稳定的流通速度，货币和国民收入之间的联系就没有那么紧密，这就是凯恩斯认为货币影响有限的原因。如果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所有中央银行增印的投入经济的货币最终都闲置在人们的钱包里，会怎么样？如果流通速度下降得足够多——菠萝岛上的流通速度从2降到1——那么国民收入就还是和从前一样。（10张1美元钞票，每张每年换手一次，加起来和之前5张1美元，每张每年换手两次的国民收入是一样的。）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流通速度总是稳定的，因此货币量确实会影响国民收入。

弗里德曼的推论又再进一步。菠萝岛国民收入翻倍是否可以通过更高的产出或者更高的价格来实现？价格保持1美元不变，产出翻倍，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可以价格翻倍到2美元，而产量保持10个菠萝不变。又或者，国民收入翻倍可以通过既增加产出又提高价格来实现。

弗里德曼说，从短期来看，增加货币供应量会鼓励消费，并导致更多的产出。货币发挥了“真实”的作用。卖菠萝的人开始雇人采摘，从而失业率也降低了。实际上，菲利普斯曲线设想的运行轨迹正是如此。当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时，失业率会降低，经济会上升。（通过凯恩斯推崇的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当越来越多人从事菠萝生意时，价格开始缓慢上涨，这是由低失业率和高通胀所导致的。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情况只可能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因为菠萝销售者提供更高的工资，人们愿意干更多的活儿。但是，菠萝的价格很快就上涨了，于是人们的“真实”工资——由能够卖多少菠萝来衡量——却不再上涨。问题出在工人们的“货币”和“真实”工资混淆了。经济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作“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一旦工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误区，他们就会减少工作量，经济也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出现较高的失业率。结果只能是造成更高的通胀。

对弗里德曼来说，菲利普斯曲线不管用并不奇怪。在他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府都对刺激经济上瘾了，从而推高通胀。在20世纪30年代，问题出在另一个方面，美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投放过少的货币制造了20世纪最糟糕的衰退——大萧条。1929—1933年期间，货币供应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凯恩斯认为，萧条由过少的支出引起，但弗里德曼不以为然，他认为问题出在货币太少了。

如果货币可以在短期（如果不是长期）影响经济，那么控制利用这一点来调控经济的余地有多大呢？当经济降速的时候，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量；当经济过热的时候，政府可以减少货币供应量。弗里德曼说：不行！货币的短期效果不会立刻显现。当它们开始生效的时候，经济的趋势可能已经改变了。政府没办法精确预期未来的状况，也没有办法用今天的政策去迎合未来。他们这样做最终只能适得其反。

凯恩斯相信经济的不稳定要求政府干预，他的建议是要保证对经济有足够的支出——创造足够的需求。弗里德曼却笃信，当经济无人插手时，就是非常稳定的。不稳定——20世纪70年代失控的通胀，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只要让市场自由呼吸，就能够得到一个健康、稳定的经济。其实现的途径是加强经济的供给——不同行业能够生产的东西——而不是需求。经济学家认为只要政府取消企业的税费，放松对市场的限制，就可以鼓励更多的生产以及雇佣更多的工人。这些观点以“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之名为人所知。

凝望未来——理性预期

经济学家采用了一种新理论：“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这个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约翰·穆斯（John Muth，1930—2005）提出的。

假设股票经纪人在图表里看出了上涨的趋势，他们预测股票价格下周会涨。法玛说，如果经纪人有理性预期的话，这件事就不可能会发生。如果经纪人预期股票价格未来会上涨，那么他们今天就会买入。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他们就相当于损失了一些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收益。如果经纪人今天就买入，就已经推高了股票价格，那么未来一周股票价格的上涨空间就很小了。如果仍然还有价格上涨的预期，那么人们还会使用这套逻辑。实际上，最初的价格上涨预期必须要覆盖当天上涨后的价格。如果不这样，经纪人就会错过盈利的契机。

法玛的推理意味着，股票价格是不能预期的。

法玛的理论被称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价格反映了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当所有信息都作为确定股价的因素被考虑进去，那么投资者便可以利用全部获利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价格不会变动——绝非如此。这个理论的含义是你无法预测价格。变动是无法预测的随机的影响因素的结果。

卢卡斯还认为，市场会迅速找到均衡：很少会出现过少的商品需求或者供给。价格的调整确保了这一点。经济学家将这称作“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

市场出清加上理性预期，是挥向凯恩斯的一记重拳。他曾经说，当许多人想要找到工作却找不到的时候，经济会因此停滞。市场出清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以当下的工资找到工作，那些没有工作的工人是出于自愿而失业的。理性预期意味着政府在增加就业方面不应该做任何事情。卢卡斯的理论学派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这个学派复兴了被凯恩斯抨击的观点，这些“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体总可以迅速调节，消除失业，因此政府没有必要刺激经济。

进攻的投机者——货币投机者

一些国家就是这样：他们让自己的汇率以所谓的“浮动”汇率上下变动。还有一些国家试图阻止变动，“挂钩”了自己的汇率——换句话说，将汇率以固定的价值与主导货币锁定，比如与美元。

挂钩货币为投资分子创造了挣钱的机会——通过“攻击”挂钩。

假设5月墨西哥政府确定了比索兑换美元的汇率。到6月，比索的需求高于平时，那么政府应该加印更多的比索，从而保持货币价值不高于它的设定值。到了7月，人们购买了大量的美元，因此出售了比以往更多的比索，那么比索对美元的价格就有可能下跌。为了保证比索价值不降，政府必须用自己的美元储备购买比索。经济学家将这个储备称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对于稳定汇率水平来说外汇储备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将比索和美元挂钩。墨西哥政府同时在社会安全、住房和交通项目上大力投入。墨西哥政府不希望通过施加重税让民众为此买单，它选择了印钞。由于每1美元对应的比索比以往增加了，因此比索对美元的价值准备要下跌，但是下跌就会打破挂钩。政府必须停止印钞，并用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比索，从而让流通中的比索保持在稳定的数量上。在一段时间内，这个举措取得了成效——直到政府的美元花光之后。墨西哥政府还在继续加印钞票用以支付投资项目，但由于它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购买比索，因此比索的供应上升了。比索对美元的价值随即下跌。

比索的挂钩断裂了。经济学家称之为货币危机。墨西哥在1976年爆发了该危机，货币崩溃。当货币的价值过低，进口会大大增加人们的开支。这减少了人们实际收入的价值，因此人们停止消费，经济陷入衰退。

挽救失败者——贫困者的经济学

设想拥有一辆自行车的好处，自行车让你可以去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增加你幸福的不是自行车本身，而是拥有一种交通手段。森将这种交通手段称为“可行能力”（capability）。良好的生活需要各种不同的可行能力：能吃饱、保持健康、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安全，等等。

森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可行能力的增加。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社区，且安全、健康的时候，那么社会就进步了

20世纪90年代，森有机会将自己的观点进行实践，联合国邀请他改进传统的发展测量方式——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生产总值通过国家每年的生产总计，测量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森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法，涵盖了寿命预期、识字率和收入。这个被叫作“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强调了人和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尽管沙特阿拉伯更加富裕，但斯里兰卡在人类发展方面比沙特更好。

了解我，了解你——逆向选择

阿克洛夫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柠檬市场》而走红，文中讨论了马匹购买者所处困境的现代版本：如何购买一辆二手车。你想从本地经销商手中购买的二手车可能不错。但是，也可能是废品（一颗“柠檬”），它在汽修厂院子里看起来不错，可一上路开不了用几公里就坏掉了。有些事情在你购买之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经销商知道那辆车是不是一颗“柠檬”，但是他永远都会告诉你车辆的状况良好。

阿克洛夫看到了标准模型的另一种一直被忽视的可能。市场想要良好运转，人们必须掌握所有的信息：汽车的成本，汽车的质量，雇员工作是否卖力，借贷人是否可靠。如果我们打算一起经商，你会想知道我是否能够胜任，我也想知道你是否能胜任。“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的假设——人们知道所有的信息——很少被人质疑。

当重要的特性不被购买者或销售者所知，就会发生逆向选择，就像一位购买者不知道一辆车是好是坏，或者保险推销员对一名潜在客户的健康状况知之甚少。当人们的行动不确定的时候，市场也会被破坏。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在你购买手机丢失险之后，你可能对手机放哪儿就不那么上心了，因为你知道如果手机丢在公交车上，还可以重新获得一部新的。

被打破的承诺——时间不一致问题

老师想要达到的效果——通过威胁留堂让学生做作业——随着时间展现。周一最好的方式是老师威胁到周三的时候如果不交作业就会留堂，等到了周三，最好的方式是放学生回家。老师对自己说：既然都是不做作业，那么留堂和晚下班还有什么意义？

心软的老师面临的是一个“时间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的问题：今天的最佳选择，并非明天的最佳选择。

对于一个用心良好的政府（或者老师）在任何时间点上拥有做出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是一件好事。经济学家称之为“政策权衡”（policy discretion）：充分自由地来做决定。

许多方案都是要求改变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也是发行新货币和硬币的银行。今天的中央银行执行着政府的货币政策：调整货币供给和利率。中央银行最开始是私人企业。最古老的一家中央银行——英国央行，由一群商人创立于1694年，他们希望保证英国有足够多的钱用来和法国打仗。渐渐地，中央银行归入了政府部门。1946年，英国央行实行了公有化。

消失的女性——女权主义经济学

福尔布雷认为，女性为养育未来的劳动力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公认的经济学忽视了这一成本是因为女性照料孩子并没有收入。当一位男性为保姆的打扫、烹饪和照料孩子的工作支付薪水时，这位女性的劳动就被算作国家国民收入当中的一部分。如果这位男性娶了这位女性，她就成了家庭的一部分。她继续打扫、做饭，但是作为妻子却不再得到收入，她的劳动也就不再被算入国民收入之中。在传统的观点中，这位女性就变成了“非生产性家庭主妇”（unproductive housewife）。

雾中之思——无逻辑的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1945—）还在学生时代时，就在自己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身上发现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这位教授是红酒爱好者，愿意出高价购买一瓶好酒。但是他很讨厌放弃这样一瓶酒，就算你出他购买时的3倍价格，他也不会卖给你。

通过对某件事物在和基准点的对比中进行描述或“框定”（framed），人们的决定可以仅因此受到影响。想象有一场传染病会杀死600人，现在有不同的卫生计划可以用来抗击。其中一个计划能够拯救200人，而另一个计划会导致400人死亡。哪一个计划更好？尽管两个计划的最终结果完全一样，但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人们更倾向于第一个。第一个计划被表达成相对所有人都死去的基准点的获得，而第二个计划被表达成相对所有人都获救的基准点的损失。基准点让人们无法单纯以金钱的得失为基础理性地做出决策。

决策中另一个无逻辑的事情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判断。

想象一名叫作卡萝尔的女士非常热爱音乐和艺术，上学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听音乐会。下面两种陈述，哪个听起来符合现实。陈述一：卡萝尔是一名银行职员。陈述二：卡萝尔是一名银行职员，并且在当地的一个乐队里吹萨克斯。请想一想再回答。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人们倾向于相信陈述二更符合现实。但实际上，应该选择陈述一，因为大概率事件——卡萝尔是银行职员——的可能性通常高于小概率事件——卡萝尔是银行职员同时还是乐队成员。人们认为陈述二更好地代表了他们知道的对卡萝尔的描述，但是这个陈述只是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对可能性进行了错误的判断。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市场设计与拍卖理论

罗思这样的经济学家走得更远：他们利用经济学理论在真实世界里创造了经济活动的新领地。尽管不涉及买卖，肾脏交换就像是一个市场，允许人们在其中彼此交换物品。当罗思建立起自己的资料库和电脑程序时，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类似市场的事物。这是经济学新领域——“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的范例。

想象你正在参与一个房屋的密封投标拍卖，对你来说房子价值是30万英镑。你会出价多少？恐怕不会是30万英镑。你会采取战略性的行动，出一个低一些的价格，比如说25万英镑，这样的话，如果你胜出了，就创造了5万英镑的“利润”。拍卖理论家将这称作“减让”（shading）你的报价。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经济学家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1914—1996）为减让问题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解决办法。在标准的密封投标拍卖中，胜出的出价人所出的钱等于他们的报价，也就是最高的报价。不选择密封投标拍卖中的“最优价格”（first-price），维克瑞建议进行“次优价格”（second-price）的拍卖，这样报价最高的出价人胜出，但是只需要按照第二高的报价来支付。

失控的银行家——明斯基时刻

明斯基说，谨慎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大胆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都想要借钱，而银行也愿意借，因为这样银行才有利可图。银行开始争相贷款，于是发明了新的贷款种类，把钱贷给那些偿还能力很有限的人。有些银行贷款，借贷人每个月只需要支付利息。当原贷款到了偿还日期，银行给予延期。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银行的购房贷款就是这么批出去的。明斯基称之为“投机借贷”（speculative lending）：贷款以房价不会下跌以及利率不会上升为赌注，这样借贷人才不会受到贷款的困扰。

经济发展加快速度，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借贷。银行开始向那些偿还能力很差的人提供贷款——收入最低的人或者拥有不偿还记录的人——给这些人的贷款甚至都不用支付利息。每个月银行把利息加在原贷款之上，于是贷款数额不断增加。银行和借贷人都指望房地产价格继续快速上涨，房价一直能够保持比贷款金额高。等再过几年，借贷人把房子卖了，他们就有足够的钱来偿还贷款。

其中一个重要的制造金融危机的创新是“证券化”（securitisation）。证券是金融资产，就像公司的股份，可以买卖。当一家公司向你出售股份，就向你保障了一份每年都有的报酬（分红）。当你出售股份时，买走你股份的人就得到了这份报酬。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放贷被用来制作成可以买卖的证券。这些证券是由不同贷款组成的金融混合体。房产拥有者向购买证券的人还贷。不过，许多这样的贷款都是“次级”（subprime）贷款：发放给那些有很高风险无法偿还贷款的人。

鉴于房价快速上涨，这些证券看起来相当不错，而且也是非常复杂的。（想要比较好地理解某些证券所包含的内容，你必须要阅读海量的文件！）于是，投资者购买了这些他们实际上并不理解其内容的证券，也没有预见到这会带来糟糕的后果。

雷曼兄弟购买了大量这样的证券，当上百万人停止还款之后，他们就破产了。

空中的巨人——收入分配问题

“收入分配”（distribution of income）:那些最高的人，其收入远远超过了其他人，拉高了平均收入的水平，这意味着人口中大部分人的收入都不能达到平均值。统计学家用一句术语总结你所看到的现象：他们认为社会的收入分配是“偏斜的”（skewed）。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平等。

皮凯蒂发现了资产增长的原因，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 of capitalism）。人们利用自己的财富赚钱：生意和股份带来的利润，以及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