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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的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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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崔永元
出版社: 磨铁|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2
页数: 248
定价: 52.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130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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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别骗这个世界,更别骗自己

真的就是真的

在日本,我采访过一个叫久米宏的新闻主播。他的待遇非常好,有专用的电梯,他一去,所有人都对他鞠躬。为什么?就靠他吃饭呢!他一档节目《新闻站》的广告收益是他所在的朝日电视台总收益的98%。因为不知情,我傻乎乎地就坐上了他的专用电梯。一起往上升,我向他鞠躬,他也向我鞠躬,非常客气。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也是做节目主持,就这么聊了起来。

他带我参观他的演播棚,支撑架是钢铁做的,已经有年头了。钢铁棚后面的演播室里有一排小屋子,嘉宾可以坐在那儿喝茶或者吃东西,上面还有一个斜斜的顶窗,透过它能看到外面绿色的竹子,但是这些小屋子是拍不到镜头里的。我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搭真的。我已经说过,场景和道具是假的,不奇怪。

他说:“我希望嘉宾进来以后,他能感觉像到了久米宏的家。”

所以,不仅这个榻榻米是真的,等下他们喝的萝卜汤也是真的,就连桌子上的胡椒和盐也是真的。可以是假的吗?当然,但是他不希望他请来的嘉宾是在“演”一种感觉,而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在他的家里做客。

久米宏的真,让我感动,也让我震动。


我刚认识一个好朋友叫蔡明亮,是个著名的大导演,拍过一部电影叫《你的脸》,只有13个镜头,镜头中只有13张脸,每个人五到十几分钟不等。没有任何机位的移动,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有人一直沉默,有人睡着了,也有人默默把头转了过去。就这样一整部电影,一句话都没有。我看到第一个人的时候就流泪了,极其生动。因为你会觉得那个就是人生啊。每个人背后都有属于他自己巨大的喜怒哀乐和起承转合,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痕迹,但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有好好地去看看眼前的一张张脸了。这个时候说什么都不重要,生命就是这个样子,残酷又真实,你看就好了。

要正确,更要小心正确

真的,和正确的,是两件事,既然真的就是真的,那正确的就是正确的吗?

正确,比真实还要难。

我女儿小时候,有一次我带她出国,同行的还有几个朋友。到了唐人街,她很好奇,就问唐人街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面对孩子的这种好奇,大人都会本能地担心:讲那么多大道理他怎么听得懂呢?于是常常按自己的这种理解去解释,毕竟时间是何等神奇的存在,等孩子慢慢长大,他自然就会明白。

我的一个朋友很显然就抱着这样的想法,他逗我的女儿说:“因为最开始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卖糖人的,非常有名,所以这里就叫唐人街。”我当时并没有很在意,当个玩笑就过去了。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偶然听到女儿在给别人复述这个故事,带着“我知道你不知道”的骄傲,我才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告诉她,唐人街的“唐”不是吃的那个糖,它说的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朝代,叫唐朝。那时候我们国家很强盛,所以外国人就把中国人叫成“唐人”,唐人街就是我们中国人到了外国之后,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我女儿听得似懂非懂,虽然听了我的重新解释,但她还是喜欢我的那个朋友先前讲的那个“糖人”,因为甜。

这两个故事都关乎一个概念:纠错成本。在这里,正确是关于事实的呈现,我们需要严谨。


北京十一学校是由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主管的一所公立完全中学。那里有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老师不会按照传统的课本来讲课,而是自己编排课本。我问老师:“他们以后都要面临高考,高考需要统一的答案,如果不按照课本来学习,他们该怎么办?”

老师也很认真,他说:“你太小瞧这些孩子啦。这样吧,我也给你一个任务,今天你回到家就把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课本都找出来,从头到尾翻一遍,看看一个小时能不能学会。”

“那不用学了,我都50多岁了,小学的语文课本怎么会学不会。”

听了我的回答,老师说:“高考所需要的答案对于我们学校里的孩子来说,很像小学语文课本对于你的含义,要学会它并不是难事,需要的只是抽出特定的时间、投放特定的精力。虽然我们没有采纳传统课本的模式,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教给他们应掌握的知识,以及相较这些知识更为重要的思考和判断。我们不会改变孩子高考的事实,但我们更重视的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教育不是只有背诵答案这一种方式。”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出现了不同的“正确”。于我而言,于孩子而言,正确的维度各不相同。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用自己的正确去判断别人错误。

正确的另一面不一定就是错误,可能是另一种正确

我情愿多走的那几步

以前一有采访任务,我们就会提前告知对方自己的行程,然后大家一起坐飞机或者火车去到采访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采访到真实新闻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人家一早知道你要来,必然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啊。所以,我的方式通常是提前那么两天出发,先到省里,再到市里,找家小吃店吃点儿东西,坐几趟当地的出租车,和司机聊聊天,晚上再到茶馆坐一会儿,这中间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当地人,实际上已经在了解情况。

等大部队都来了,我已经基本把事情的脉络理清楚,也了解了究竟是哪些细微的地方被动了手脚。于是,在一大堆记者围着采访的时候,我总是能够在不痛不痒的问题之外一针见血。可能连对方都会诧异:“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顺便,我也会动用我所有的关系,搞明白这次媒体要来的同行都有谁,然后再一一排查他们最近的生活要闻。那必须是一说一个准啊。于是,我就成了有名的“半仙儿”。一起出去采访,我能组织所有新朋友来集体“算命”。我能算出《人民日报》的、海外版的、国际台的……各家媒体的同行,谁家是双胞胎,谁最近升了官,谁最近拿了奖。要说能蒙对一个,或者偷听到一个,也不奇怪,关键是个个都准,无一错漏。他们大眼瞪小眼,很是惊讶,却又不肯相信。

我一直都说:最高级的说话是实话实说

其实,除了一颗真心,就是要好好做准备,不能偷懒。因为好的谈话者不只靠嘴,还要靠腿。

没有任何一种真相会自己浮出水面,想了解真实,想获得实话,你就必须比别人快一步,比对方快一步,也比自己惯有的认知和习惯快那么一步。你得相信,没有任何一种准备会白白浪费。

去了解,就是尊重。你尊重的不仅仅是事实,更是人。

因为,没有人会排斥一份真正被别人放到心里的重视和真诚。说话如此,放大到做人同样如此,说的道理很简单:要让谈话对象意识到我并不是今天一进门对他的一切认知如同一张白纸,我有了解,也有感受。更重要的是,我很在乎与他之间的这场谈话,也希望可以得到来自他同样真诚的回答。

真心未必换真心,但不上心一定换不上心,防备心一定换防备心

有了尴尬,别自己扛

我曾特意写过一篇文章,叫《分享尴尬》。我希望指出我们对主持人的误解。我们认为主持人是完美的,谁没有话他都得接上,什么情况都可以处理,在现场不可以出现任何问题。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主持人也会半路掉鞋,也会不知道嘉宾的话怎么接,也会拿着话筒就忘词。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请把你的尴尬分享出去。

比如我主持节目的时候,谈到伏尔泰曾经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下一句忘记了。我并不需要欲盖弥彰,更不用掩耳盗铃,可以大大方方地说我忘了,好让观众提醒我。观众都是善良的,他们会帮助你。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观众,大家都是普通人,都会有紧张的时刻,都会有头脑空白的瞬间,对吧?我们最需要学习的不是应对技巧,因为情况随时有变化,变数随时会发生,我们最应该学习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有事儿大家一起扛。

难的不是尴尬本身,而是我们对尴尬放大之后的担心和焦虑

错也不在尴尬本身,而是我们以为没了尴尬这个世界会更好

但有时候,反而是尴尬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真

二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为什么总要别人去适应你的世界?

刚做主持人,总会自带一份年少时特有的得意和小骄傲,很本能地认为我就是主角,大家来录节目或者到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就是来看崔永元的。把自己看得很重,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因为确实形象不好,就寄希望于化妆师能把自己化得像个小鲜肉。当然也会尽量穿得好一点儿,皮鞋每次都擦得锃亮。并且一定会提前背好一些名言警句,期待到了台上可以口吐莲花。结果当然是一句都没有用到,因为能够说出来话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时,节目录制现场每次有150到200名观众,只要我发现其中有一个观众用眼神或身体语言表示“小崔主持得不怎么样”,我就会深受打击,也算是特定时期的“小心眼”了吧。

再后来,突然意识到大家并不是来看崔永元的,而是看崔永元采访嘉宾。一想到这个,心里一惊,赶紧调整心态,让自己的角色定位更接近一个配角。我说得有多好,或者准确地说,我一个人说得有多好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一场真正优质的谈话最核心、最有价值的因素。因为,嘉宾说得好,和我说得好同样重要。而对于自己表现得好不好,我也就真的放下一些了。

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我开始真的不那么把自己当回事儿,才发现自己的整个状态完全放松了下来,也不需要再做什么刻意的准备,而是更多地把对方的情绪、状态调动起来,给对方营造一个最舒适、最安全的谈话场,让对方完完全全地表达自己、展示自己。

等到快退出这个职业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大家就是来看嘉宾的,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作为主持人,我其实是可有可无的。我已经把访谈对象引入了一个佳境,他在我面前没有了拘束,因为信任我,所以对我敞开心扉,说出了最想说的话,并且说得非常流畅、非常自然。最重要的是,没人觉得这个主持人在添乱。这就已经非常好了。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请一个嘉宾上来,介绍完,一坐下,我提一个问题,他就开始滔滔不绝,有时候甚至一口气能讲到节目最后,我只需要做个总结并收尾。这往往是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刻。说得夸张一点儿,作为一个好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在整个的节目进程中,观众觉得他几乎不存在,那可能就是最高境界了。

所以你瞧,我用了20多年的时间,慢慢找到说话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真正的价值和秩序,也慢慢抛弃掉那些说话之外的光环和杂念,真正享受说话本身

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个慢慢放下自己的过程,不是吗?然后慢慢学习,学习该如何在内心深处对自我进行安置,如何和自己、和他人,也和这个世界好好相处

松弛到底,再紧张起来三寸

我的心理医生教过我一种物理方法,特别管用。按他的说法,人如果紧张,说明还有精力,还有使不完的劲儿,不信你瞅瞅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哪个还能紧张得起来?既然是这样,那么感到紧张的时候你就攥紧拳头、咬紧牙关、绷紧关节,自己跟自己较劲,把你全身的劲儿都用尽,连气都不要喘。这样连续做个两三回,你就能变松弛了,因为你没劲儿了,也就紧张不起来了。

就跟在“家里”一样

我的好朋友姜文在电影方面的才华和自信自不必说,但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见惯了大场面的姜文也有怯场的时候。《让子弹飞》的首映式,他邀请我去主持。临上场之前,他把我叫到一边,问:“你第一个问题要问什么?”

我并没有做先期的预设,准备一会儿到场上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如果有,就从那个开始问起。但是姜文说:“哥们儿,不行,你第一个问题一定不能变,必须是咱俩之前约定好的那个问题,你一变,我就说不出来了。”

姜文电影首映,来的人自然很多,记者更是来了一大堆,不得不专门给他们搭了一个台子。我早忘了他之前跟我说的是什么问题,幸好上场前他提醒了我一下,于是上场之后我就按照那个开始问,等到他回答完这个问题,非常明显能够感受到这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随便问什么都行。而且这哥们儿一放松,那是非常恐怖的,他已经不会再给你提问题的时间和机会了。

这么厉害的一个人,这么才华横溢的一个艺术家,为什么会对采访时的第一个问题如此在意?大抵是确定性所带来的安全感吧。

其实每个人都自带属性,每个人都有一种天然的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有的人吃一串糖葫芦就放松了,有的人则需要喝上一杯浓茶,有的人得听首歌,有的人可能只需要大喊几声……方式各有不同,道理却没什么不同。

所以在跟人谈话之前,如果对方提出的要求不是太无理的话尽可以答应他,让他吃、让他喝、让他唱、让他喊,别拦着。虽然表面上只是一种场景的转换,但实际却是心理上的转变和突破。

三 别怕,我们还有那些招儿

感动到一块儿去

我们演讲的目的往往还有很多,比如想说服别人、想得到别人的认可、想获取支持和信任,等等。要想达到这些目的,我来告诉大家两个方法:调取同情挑动心弦

首先要说的是:调取同情。

调取同情,顾名思义就是示弱以换取别人的同情。比如说,我去做一场演讲,一上台我这样说:“大家好,我是崔永元。你们现在听我的声音是不是不太响亮,这是因为我现在正发烧40度。”听了我的话,大家肯定会在底下鼓掌,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你看他都烧成这样了还来给我们演讲,真是太让人感动了。接下来我会说:“没关系,个人身体是小事儿,跟大家交流才是大事。因为提前约好了,所以我今天爬也得爬到现场。”说完这些大家肯定更感动了,还会觉得我太不容易了,所以掌声会更加热烈。而且听我这么一说,可能很多人都不再关心我的演讲内容和演讲的好坏,反而会更关心我的身体,怕我扛不住倒下去。所以,即使我的演讲并没有预想的精彩,大家也不会过于挑剔,会给我更多包容。这就是调取同情。

其实,调取同情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有的人会这样说:“我这个人当众说话的机会比较少,所以今天站在台上比较紧张。如果我讲得不好,希望大家原谅。”还有的人会这样说:“今天台下坐的都是大师,都是高手,我是个刚入行的新人,经验也很浅薄,说出来就是供大家批判的,如果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总之,类似的说法非常多,目的都是调取同情。

调取同情是在演讲里经常被使用的一种技巧。示弱在前,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听你的演讲之前在心里对你产生一种同情,继而引起共情,这样一来,观众会不自觉地在心理上降低对你的要求,或者出于同情给你额外的认可和宽容。当然,这种示弱必须建立在说真话的基础上,如果你说假话来博取同情就太可恶了。如果被拆穿,下场也会很惨。其实最打动人心的就是真情,只有真情流露,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另一个关键词是挑动心弦。

我记得我到中学去演讲,开场的时候经常会这样说:“现在各个学校都在讲教育改革,同学们你们愿不愿意听听我的改革思路?”他们肯定说愿意,然后我接着说:“就四个字,取消高考。”现场马上就会沸腾起来。他们都会觉得这个崔老师真不是一般人,一下子就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说话方式,目的就是要挑起他们的兴趣,这样才会让他们愿意听我说下去。接下来我就会跟他们交流,如果取消了高考,该怎样选拔人才,能不能谁家有钱就让谁上大学?他们说不行。能不能谁长得好看就让谁上大学?这个更不行。那谁爸爸官大让谁上大学呢?这就更不乐意了。我说了好多种方法,结果都让他们否了。最后我说:“看来,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还找不到比考试更好的办法,所以我们就只好考试了。但是考试真的是一场苦难吗?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考试这回事儿。”高考是所有家长和学生都特别关心的事情,大家对它既爱又恨,所以我的这种说法听上去好像是技巧,但更多的是一种诚恳真挚的表达,所以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四 别把你的脑子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

谈判其实也是谈话的一种,只不过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语言艺术,因为涉及的是双方的利益,所以要更精准地表达。既然谈判也是一种语言艺术,那么自然有一些技巧可谈。面对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命题,我在这里只想先抓住核心的一点来讲,即对于一场成功的谈判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确立原则、定好底线,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那么其他的问题都不能成立。即使当时成立,也都是暂时的,经不起考验。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就香港回归问题与邓小平展开磋商。在此之前,这位“铁娘子”刚刚赢得了马岛战争,帮助英国在国际上重新赢得了声威和底气。所以在香港问题上,刚开始她的态度十分强硬,想要“以主权换治权”,甚至搬出了英国与已经灭亡的清朝政府签订的三个条约。她表示,只要中国承认英国继续对香港拥有管理权,那么她愿意考虑向英国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香港的主权归属问题。

但是邓小平直接否定了她的提议,说到香港的主权归属,这位小个子的中国巨人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邓小平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就是租期到了必须回归,这是谈判的底线和原则,有了这个前提,才有可能接着往下谈,否则一切免谈。

面对邓小平同样强硬的态度,撒切尔夫人只得让步。确保了这个底线没被碰触之后,邓小平继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撒切尔夫人心有不甘,在谈判结尾时问了邓小平一个问题:“如果中英双方谈判不成功怎么办?”邓小平很坦然地告诉她,中国政府在提出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问题的准备,如果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动乱,中国会考虑换种方式收回,但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放弃收回香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

但是,除了绝对需要坚守的原则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其他的不必要条件需要最优化的组合,而这样的组合常常是方向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整合。说白话,就是要让对方高兴,让他觉得:“不错不错,我还有些甜头。”

20世纪50年代,亚非各国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

会议开始后,很多国家对中国发起了攻击,说中国作为新兴的亚洲大国,会实行“霸权主义”,进而“称霸亚洲”,所以他们联合起来抵制中国。周恩来总理一上台就抛出了“求同存异”的谈判原则。他说:“中国此次前来并不是要立异,而是想跟所有亚非国家站在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都经历过战争的苦难,大家需要统一战线抵抗帝国主义,更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他的即兴演讲立刻赢得了许多国家代表的掌声,会后他们纷纷过来跟周恩来总理握手。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会议得以继续在和平的氛围内谈下去。

五 别学会了说话,却忘了怎么做人

是初衷,不是目的

放弃所谓的精明,做一个有钝感力的人,不容易。但换个角度,如果从现在开始,你身边的人全部都变成神经病,只有你一个人清醒,你要不要也和他们一样,变成神经病呢?回到说话上,所有人都在注重效率、压制、说服,而如果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忘记了很多比那些更重要的东西,你会想到什么?笨嘴拙舌一定比不上口若悬河吗?讷口少言一定比不上口吐莲花吗?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中,我们是不是在默认,聪明,可能终究会战胜真诚,所以真诚中的那一点点呆、一点点蠢,我们也不可以保留?

我在读关于西南联大的书时看到了一位教历史的老师,名字我忘了。考试的时候,学生们的历史考得一塌糊涂。学校领导就问学生为什么考得这么差,学生们就说考卷上的题他们都没学过,历史老师讲的是唐史,但考试都考到清史了。学校领导一听,判定这跟学生没关系,是老师的问题,于是就去问老师是怎么安排的课程,明明考试已经考到清史了,为什么只讲到唐史。结果这个老师说:“我教学生们学历史跟考试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只是为了让他们懂得真正的历史。所以,唐史我还得一个学期才能讲完,哪能轮到清史呢?”看到历史老师的这句话,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赶到了清史,还有近代史,还有现代史,还有当代史,还有未来史……我们的人生要应付那么多的考试,如果真的被考试的节奏赶着走,是不会有时间停下来好好地凝视知识本身的。

尊重说话本身以及说话的人

知道尊重很重要,但是知道该如何去做到尊重更重要。

我在看西南联大教育史的时候,看到了金岳霖教授的一个故事。当时,金岳霖在哲学系讲授形式逻辑学。每次上课的时候,他会先在黑板上写一行字,然后讲一个形式逻辑的道理。有一次,一个学生站起来对他讲的提出了异议,说他讲的不对,金岳霖便开始跟他辩论。最后那个学生说:“我就是根本不信你的形式逻辑。”金岳霖说:“如果你不信,为什么还要来听课呢?”学生说:“我来听课就是为了证明你的形式逻辑根本不存在。”

金岳霖的每堂课,这个学生都会来听,而且每次都会跟他辩论一番,其他学生都很乐见他们的这种交锋。他们之间的这种辩论并不会因为下课而结束,两人会一起去食堂吃饭,吃饭的时候会继续辩论。其实,对于研究哲学的人来说,怕的不是别人提出异议,怕的是被无视,他们巴不得每天有人找他们辩论呢。

金老师和学生的互动中,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在不同声音中的对话,这其中除了共识之外,必须有的就是尊重。因为尊重,即使我们观点不同、价值观不同,甚至世界观不同,我们还是可以平等交流。他们之间存在着因为理解而靠近的尊重。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有一个惯性思维,总强调:你要尊重,就是要理解。所以,我们就认为:理解是尊重的前提,没有理解,就没有尊重。但有的时候,理解对我来说,挺难的。

有一年到韩国去访问,一个志愿者陪着我们,高高的一个小伙子,一头红发,戴着耳环,第一眼冲击力有点儿大,我没缓过来。之后,我努力不去看他的红头发,一直观察他。我发现他吃饭的时候会捂着嘴,出入的时候他一定给女士、老人先开门。有一次,我们都走出去很远了,发现他还站在原地,原来是十余米外还有一个女生走过来,这个女生可能跟他说了谢谢,也可能没说,他就只是鞠了个躬,然后跑过来追我们。

我突然发现这个孩子样样比我强,虽然还是不理解红头发,但突然就觉得特别好看。这其实也是一种尊重。

在这里,我特别想和家长们说,和孩子观点不同、态度相悖的情况,我们都会遇到,谁也跑不了。我们不用总是强调“理解”,我们只要知道他们就是会有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标准,他们就是有他们表达赞同或者反对的权利和自由。想想那个红头发的韩国男孩,不用理解,要尊重。

众多的可以

一旦我们明白要拥抱众多的可以,我们便会突破很多以前没有踏足的禁区。

我女儿考美国大学时填写的一张表格,我拿在手里看了足足有一刻钟,因为我被它刺激到了。表面上看,这就是一张很普通的表格,跟我们常填的那种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在内的表格很像,但是,在性别这一栏我却看到了七种选项,我就是被这七种选项刺激到的。这七个选项包括:男、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先男后女、先女后男,最后一个最棒——其他。说实话,在最初被短暂地刺激了一下之后,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儿感动了,感动的是他们对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竟然可以尊重到这种程度。

但是,请注意,我希望去拥抱的不是接受和包容。一旦我们讲到接受和包容,我们就还是维持着一种从上到下的姿态,还是没有真正打开怀抱和心灵,还是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是重要的、自己是主流的。

我们去拥抱的是:众多的可以。就好像你开了一家面馆,当一个客人说:“今天的面很好吃!”你会说:“欢迎下次再来!”第二天,同一位客人对着同一碗面说:“你们家的面太烂了!垃圾!”你还是会说:“欢迎下次再来!”而不是说:“你滚!”

前段时间,我跟我的律师们一起开会,每个律师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最后发言的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律师,他说:“我看了一些诉状,就是我们准备告的这些人的一些诉状。有一些人很显然是恶意的,是诽谤和侮辱,这些人我们必须起诉;还有一些人呢,只是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小崔你想一想,是不是也要告他们?”听了他的话,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接着又说:“我想你一定同意我们要捍卫别人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观点,但是言论自由不只是说正确话的权利,也包含说错话的权利。”

听了这话,我脑袋“嗡”了一下:真的,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总说言论自由如何重要,并且要努力争取,这是正确的。然后我们总认为自己说的就是正确的,按这个逻辑推出我们应该捍卫正确的言论。但我们是否高估了自己?实际上,我们并不能肯定我们说的都是对的。那么,当我们说的不够对或者根本就不对的时候,我们还能说话吗?

我想告诉你,当然能说,而且必须能。言论自由必须包括说错的自由。

六 别忘记吃药

时代总会走远

电影《天气预报员》中有过这么一段台词:“艰难的事和应该做的事,往往是同一件事。凡是有意义的事都不会太容易,毕竟成年人的生活里很少有‘容易’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