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培恕 
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副标题: 记父亲梁漱溟
出版年: 2011-4-1
页数: 386
定价: 4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3994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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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写父亲先写祖父
• 第二章他是怎样一个父亲
• 第三章他的学问是怎么来的
• 第五章“北京大学培养了我”
• 第七章试说“大端已立”
• 第十章他有哪些朋友
• 第十一章首度奔赴理想
• 第十三章《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 第十四章再度奔赴理想
• 第十六章改天换地之前
• 第十七章“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
• 第十八章“我要建议的是什么”（一九五三年事件实情）
• 第十九章“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
• 第二十章担任“反面教员”的经历
• 第二十一章他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第一章写父亲先写祖父

在剖析自己时谈到祖父，曾十分坦率地把祖父议论一番：“先父为人天资并不高”，“先父之思想，原是浅薄，但他有思想。所谓有思想即是肯认真，以为这样对、那样则不对。他有主见（即是思想）是因为他肯认真。”

请读者注意“现在虽不能‘对’，他总会有转到‘对’的一日”这句话。这就是他后来归宗儒家以之看待人的根本态度，相信人性是向善的，相信人类的理性，又认为理性乃中国人之所长。

在他看来首先心里要有问题待决，而后看书听人讲话才能得益。

他又强调有主见之重要。最初一点主见便是以后大学问的萌芽，有了萌芽才能吸收营养，才能向上生枝发叶向下入土生根。

第二章他是怎样一个父亲

不舍众生是一个大愿，大到无尽头。救国是头等大事。家，自然排在后面。在他心里，家事属次要，自我记事时起，就从生活经历中体会到他是这样的。

正因为他将“不忍”转为愿力又付之行动，才有了那些为他的愿力所感动，所吸引而来到他周围的人。我们既然自幼（包括母亲在世时），生活在“朋友聚会处”，也便“传染”上了这种生活态度，父子间有多方面的相互理解和默契。怎样对待物质生活只是其中一方面。

我还读到（实为重读）当年给我的信：“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

他想鼓舞我的兴趣，增强我的生命，容许我试了一次又一次。这是他的父爱方式。

哥哥又问：做学问与做事是否为两条路，自己宜于走哪条路。

他的答复分作两点：平常熊（十力）先生教育青年，总令其于学问事功二者择其一。择取之后，或再令细择某学某事，“这自然很有道理，亦是一种教法”。不过他似乎更肯定自己走过的路：“一任自己生命所发之要求而行，全无学问或事功之见存。”出世的要求强，看佛书多了，不知不觉转入哲学一路，当感受到中国问题的刺激，心中解决社会问题的要求强，不知不觉涉足政界，全不是有心去求得的。

父亲很早（1925）便 “觉吾一身系中国前途” ，后来还说一生要为中国，为人类尽责，“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这个问题后面还将谈到）。

他对我们的期待只是发愿为大众服务，生命力得到发舒，即是好的人生（这个意思的另一种表达是经常对青年人讲的 “人生向上” ）。用现在的说活，都是作“原则性指示”。

第三章他的学问是怎么来的

他对中山大学的学生说：什么是学问？有主见就是有学问！

一上来先说：人从诞生到世间那一刻起就身在问题中了，而我们又是生在危亡状态的中国。对这两个躲不开的问题，我们必得有一个答案。这就意味着，假如他还是有些学问的，那么，他的学问就是为这两个问题找答案找来的。尽在于此，更无其他。一生的心思都用在这上头。

他还说，自己总是对某个问题先有了一些意见然后再找书看，看书时心里已不是空空洞洞的。我认为，这个特点比前面说的特点更具个人特色。

郭晓峰推动他打开眼界时，人生的苦闷正在他心中升起。人活着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社会上又充满褊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人生有意义吗？人生有兴味吗？而那思索的结论是人生是苦的，和佛家的思想相合。于是，买佛书来看。不知道佛家有不同宗派，碰见什么买什么，看不看得懂都看，尤其“唯识”和“因明”各典籍最难懂，“暗中摸索，费力甚苦”。

但既然人类社会必然会存在下去，什么思想对人类社会是最好的呢？结论是：住世思想中，以儒家最为圆满。两年后放弃出家之志，则是为国家寻出路。寻到一个（以前不注意的）民族固有文化。

他把自己思想转变划分作三个阶段，并尝说：“仿佛世界文化三大流派，皆在我脑海中巡回了一次。”所谓“三大流派”，是指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揭橥的一种文化观——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分别体现着人类三种人生态度（见后）。自此而后，他从事学术研究、社会工作、政治活动，无不基于这一文化观，再未改变。

他在《我的自学小史》前面加一序言，“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摹仿着唱，不中用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合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

第五章“北京大学培养了我”

多年前父亲曾对我说，李大钊“内心很激烈”。我以前揣测他们是一个很激烈，一个不很激烈，原来不是的。

我由此有感于风气不同，当时之“不照顾关系”。

第七章试说“大端已立”

父亲在北京大学第一次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一九二〇年，二十八岁。黄艮庸那年二十岁，是听众之一，多年后他向我说起留在记忆中的一个片段（其实称不上片段，那只是发生在一刹那之间的事），“先生讲完最后一个字，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头也不回走出礼堂。”一个箭步！这和他一向给人的印象多不同啊！然而我深信他当时真的这么跳了。

这一个箭步表达心事已告了却，表达难题已然攻克，但不表达预见。他此时还没有想过这些观点——这本书与自己今后的生活是一种什么关系，还没有预见到这些观点将把自己带入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中去了。它们带给他的决不轻松。而我想用那“一个箭步”带给读者一个信息：他从此忙于履践这些观点，从此忙于深化、阐述这些观点。无妨说，这些已立大端便是他的生活。

且说他所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可以归缩到一两句话”足以表出他的根本见解的大端之大端呢？有。那就是给文化下的定义——各民族的生活态度决定着各自文化的形成。文化是有趋往的（或说走向），因为它的背后是意欲（will）想要达成、获致什么。生活是没有尽头的意欲，生活是不断地满足与不满足。人类追求满足所作的努力，即是提高文化的努力。意欲有不同方向，你只须顺着这个方向上溯，就能找到文化各异的起源。我们面对的不同文化是各民族用力之处不同而获得的（各异的）成就。

他认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分别体现人类的三个意欲走向。之所以有三种走向又非偶然。人类生活原本有三种要求：一、对物质的要求，这方面的要求经过努力终究是有法子可想的。二、能不能满足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他方，亦即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人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他心”，不由我做主，制服他的身体也没有用。三、绝对不能满足的要求，例如要求长生不老，希望花不要凋谢。

从整体上看西方、中国、印度文化正是出自上述三种要求——人生态度。“一则肯定现实生活而向前逐求，西洋人是也；二则肯定现世生活而融融自得，且以向前逐求为戒的，中国人是也；三则否认现世生活而要求脱去此世界取消此问题，印度人是也。”

宗教是什么？他说宗教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必以对于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为他的事务”；二是“必以对于人的知识之超外背反处立他的根据”。

宗教总要超绝于现有世界之外，总有出世倾向——舍此世界而就彼世界。宗教也一定要涉及神秘，因为必得用非理性的心理，“才得拯救他出于苦恼”。

凡对人类不起安慰作用和不走超绝知识这条路的都不算宗教。

在他，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渡，为什么是过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答案便有了：社会主义意味着人对物的文化（第一期）行将过去，接下来是第二期，“第二期才真正是人的生活”，社会主义因而是挽救众生的路。故而书中说，他并不认为人类生活有什么好，值得有兴趣过它，“人类总是往前奔的，你扯他也扯不回来”，只能由着他走完三期文化，否则“他不死心的”。“我们非把人类送过这第二路生活，才能使他从佛教而得救”。

第十章他有哪些朋友

父亲说，人一生中有一个英雄期。我想这指的是一个人想问题最有创见、富于情感和毅力，做事情最能全力以赴的那段时间。这是从人发挥生命力的角度去说的，标准不在做事的成败。

他的英雄期就是和朋友们一起做他们决心要做的事，并实现了“人生向上”这个要求的时期。

第十一章首度奔赴理想

首度奔赴理想是指从事改革学校教育的试验使其合于人生大道，再度奔赴理想即是指大家听说过的乡村建设运动。

第十三章《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我请读者猜一猜他所发现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是我们常说的爱好和平吗？是吃苦耐劳吗？不。这都是民族精神在一个方面的表现。他发现的民族精神是我们一向很少听说过的“无对”。想来读者还记得在答胡适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里，他说自己是没有敌人的。因为，各自抱有良好意愿，纵使致力之所在不相同，绝不互相妨碍，而是互相助成。这就是无对的态度在此时、此事上的体现。

一切生物都限于（也是陷于）有对之中。这是因为它们无法超离其个体对外性——求生存的必要。人则不然。人的脚是站在有对上的，但已可以作到超有对。“人类唯以超有对，故能有超利害的是非心，故有道德。人类唯以超有对，故能有真的自得，故生活非定靠希望来维持，更不必靠宗教来维持希望。”“人类唯以超有对，故能洞开重门，融释物我。”

请注意“人的脚是站在有对上”。这就是说，人类可以不同于动物，向上攀升，用他的心（指意识、意志），指导自己而超离个体对外性。

“无对”诚然听着玄妙，但它其实来自一点都不玄妙的生活现实。宗教自始即直接关系着人类心思的开发，先是原始的、散碎的宗教，后有几大宗教。中国的先民无异于其他民族也有原始宗教，但后来虽有宗教却从不曾控制中国的人生，欧洲却不然。

经济自给自足，完全闭锁的，只有领主所想要的饰物和贵重武器才向外来商人购买。

在引述西方学者的著作之后，他写道：“我叙说这些干什么？我意在请大家认识几点：

1. 在中世纪西洋社会，是一阶级这样绝对地压制着并剥削他阶级，自非惹起大反抗，大冲决而翻过来不可。
2. 社会中似这般绝对地压制与剥削，普遍地存在着，显出文化很低的征候（无论从施者或从受者那面看）。
3. 似此野蛮低下的西洋社会，实距今不甚远的事，一二百年前的西洋人，其文化程度便是如此可怜。”

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况呢？中古欧洲史“无教会则将空无一物”，相反，中国人竟不需要宗教，“从历史上就不需要”。欧洲的社会结构是一阶级绝对地压迫他阶级，中国则是阶级虽有，但 “升转流通”，不绝对 。

它有两大古怪点：“社会历久不变，文化停滞不进和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具体地说，中国的制度“完全开出你自己求前途的机会”，俗话说“全看本人要强不要强”。农工商可以起家，可以从农转商、转工，子弟可以转为士，“十载寒窗”，“书中自有黄金屋”这类俗语尤其表明阶级关系在中国的“升转流通没有一定不可逾越的界别”。

科举制度久为中国人所诟病。它有升转流通作用，想来不会是唯有我父亲注意到了，所不同者，他由此得出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可变的结论，不僵硬的社会关系便影响及革命方式了。

他的意思是说，西方阶级关系绝对化，中国不绝对化。绝对化的形势“逼着人对外求解决”，中国则是从自己身上找办法。对于这种不同，他又有一个说法：西方社会叫你“向外冲去”，中国社叫你“向里用力”。

《最后觉悟》中有一节的小标题是《解一解中国的谜》。谜有两个，一是中国人为什么不需要宗教？二是近二三百年西洋人为什么飞，近千年中国人为什么停？

第一个谜：“中国人因何竟不需要宗教？”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中国文化有三大特点：一、文字以符号构成，不用拼音；二、以孔子之伦理为标准而无宗教；三、治国者为由考试而起的士，非世袭。

他认为，“实则其余二者远不如无宗教之可异”，这才是“比无论什么问题都值得诧怪疑问的”。

人类文化上之有宗教，是各大洲各民族普遍存在的重大事实。文化每以宗教为开端，文化每依宗教为中心，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其文化上的统一，民族生命之久远，总是靠一个大的宗教维持。

宗教呈现衰势是近代的事，是由下列变动而来：提高了批评精神，不合理性的难被接受；科学发达，迷信为知识所取代；人类因征服自然，自信心增强，生活中竞争激烈，无暇顾及。

他拿出答案来了：“替代一个大宗教，而为中国社会文化中心的，是孔子之教化。”

他是这样说的：孔子指点人回头看自己， “在自家身上用力，唤起人的自省（理性）与自求（意志）这与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弃其自力而靠他力，恰好相反，亦明明是人类心理发育开展上一高一下两个阶段。” 孔子使中国人不靠宗教靠道理来维系社会人生，“以是非观念易福罪观念”。你不愿做某件事，是因为怕神降罚于你，还是因其不合理，“这个分别很大”。前者以宗教教条代替理性，后者是诉诸自己的理性。“欧洲社会只是有宗教，以宗教为道德，中国社会才真有道理”。“我们很勿须客气地说，这实比欧人要高一阶段”。

至于他们为什么飞，我们为什么停，他们飞几乎不是谜。不过我还是引述他的一段话在后面。

停的谜似乎比较难解，听起来也像是有一点虚玄。其实，如果同意各民族文化因人生态度（致力所在）不同，其文化各有趋往这个观点，那就不玄。如果再同意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使中国人“向里用力”，就更不玄。

他喜欢用提问的方式引起别人的兴趣而随着他一起思考。因而问道：“你看科学为什么偏出于宗教障蔽最强的欧洲，而为什么中国人心思开明，无为之障蔽者，却竟尔数千年没有科学产生出来？”

他们眼睛向外看，看到的是宇宙间静的物质，就去想办法运用它，这样就产生了物质科学和科学方法，并且将之普遍适用于一切。

中国人将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看到的是动的生命，既然如此，他“何从而产生物质科学和纯乎理智的科学方法”？

中国人过早地“勤于作人，对物的问题进展之机于是以歇”。

如果光是歇，还不太糟，糟的是我们还陷入第一和第二人生态度的“交相牵制”，抵消自己的力量。

这话怎讲？这就来到文化发展失序问题了。请看下面这段话：（为简洁计不逐句照录）中国的政治制度、家庭生活都要求人向里用力（即常说的修身），但是，人们能否果真做到，“固未易言”。人走向逐物的人生是容易的。眼睛向前看自是人生“开初一步”，眼睛转向自己，“已是进了一层”，力量不往外用往里用“乃更大进了一层”。反省、节制，“所需心理上之努力者实甚大”，不自策勉，却很容易。

请注意下面这层意思：汉代以来的中国人生活用力在人自身，已是一种适应社会现实的必要，但其实，致力于物“于此时亦同有其必要”，人自然需要改善其物质生活。可是，社会现实使第一人生态度施展不开，第二态度则实不符合日常生活需要。西方人顺着需要干起来，中国人“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数千年的中国人生所为时形其两相牵掣自为矛盾者此也”！

后果是什么？“基础条件之不备，环境之不合，其发于第二态度之文化亦只能达于可能的最高度而止”！中国人因所取态度两不相当，所可能取得的成就，都搁在那里上不去了！

他说， 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是不完全的人生。“人生实存在各种关系之上，而家庭乃天然基本关系——家庭伦理——天伦为基本所重”。失去家庭关系，中国谓之“无告”，有苦无处诉。中国人的生活安稳大得益于家庭，“其相当于宗教矣”！

麻烦也在这里。天然伦理关系之外，又准此而派生出君臣、师徒、朋友、乡里关系，“伦理关系罩住了中国人，大有无所逃于天地之概”。对所有这些关系都只有尽力往好去做，只许责己，不许责人。而礼教这东西，总是站在上者一边的，“故由此养成国民的妥协性与麻痹性”。民主是由对上反抗得来的，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在上之权威其何由推翻”？

很自然地，一个结论出来了——“孔子不单耽误了中国的科学，并且耽误了中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

孔子起了坏作用。更糟的是孔子那种极高明、使人心思开通情感顺畅的思想与生活，久已为礼教所掩盖，“真正的中国人生消失已久已久”。照他的看法远从两千年（汉）近从八百年（宋）“递演至此，外面已僵化成一硬壳（体合人情的伦理渐成不顾人情的礼教），内容腐坏酵发臭味”。“几乎从无宗教返于有宗教”。

他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不能成为如美欧日那样的“现代国家”（现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也不能走俄国人的路。

为什么呢？原因又是很玄的。别看它们是两个主义两种制度，可它们同是“有对的”文化。

料想读者都还记得，他说过除非中国人数千年白活了，否则我们对人类文化的贡献便是首先认识了“无对”，唯有认识到无对，才是认识了人类，唯人类能无对。

“西洋人自近世以来，大发挥其人类的‘有对’精神，真是淋漓尽致！（此话无贬无褒，即贬即褒）……本来一部近世史，就是一部个人主义活动史，就是人的自我觉悟开其端。从认识了我，肯定了自己，而向前要求现世幸福，本性权利，后来更得着‘以开明的利己心’为出发的哲学论据……大演其个体对外竞争的话剧，所有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打倒特权阶级的民治制度，一切有形无形，好的坏的东西，便都是由此开发出来。……此为两眼往外看，力气往外用，必有的结果，原不足怪。然在我们正为太不具备他这种精神了，正为与他恰相反，所以一旦相遇，当然对付不了他。”把这一点真看懂了，则中国与西方相遇以后所遭受的种种，“正一点一毫都有其来历”。

中国人从来在民族文化上自大，面对强势西方文化“顿尔一变为虚怯之极”。急图自救而学他，“始而所学在其具，继所趋求在其道，自曾文正李文忠以讫共产党，虽再转再变，不可同语，而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一个民族的前途，“全在循固有精神而进”，不能“退坠降格以求”。

过去诚然是错了，但实则“不能不有此错”，他的刀好，我也要弄一把那样的刀，这是“必有的反应”。所以，不要责备当日之错，却不可不悟昨日之非。

（从一九三○年上推）“近四十年间民族自救运动，总算起来，可大别为一个前期一个后期”。注意，这里所说前后期的划分，不是依中国人的革命思想和活动来划分的。因为我们不具备应有的认识，我们思想的“迁易”，是因西方有此迁易，跟着“截然有二期”。当别人“制造帝国主义”的时候，日本人学着制造成功了，这给了我们最大的刺激和鼓舞。后来，当“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潮兴起，俄国革命成功，我们也跟着要打倒帝国主义。后期革命否定前期革命，“始则艳称人家的商战以为美事，今则一转而咒骂经济侵略以为恶德”。喊出“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者”，这不正反映出我们的“曾无定识”吗？

须知，成为现代国家，“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与经济出于他的人生态度，百余年间，一气呵成”。苏联革命“从其所以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方向看，则正是从来西洋人根本精神赤裸裸地表现，最彻底地发挥”。是个人主义“演到大家都受不了的时候”，翻转到社会本位思想。其富于组织性，“最擅长以战阵攻取之略”，正是有对性的高度发挥。

他认为两条路中国人都不该学——与固有民族精神不合。

读者当然还记得他说过中国人是以是非观念代替福罪观念，“理是最能打动中国人的东西”。在别的国家，许多道理往往因与传统观念相冲突而不易接受。这种情形在中国也有，不过恐怕没有像中国人这样接受得快、阻碍少的了。科学与民主，中国人“以理之所在而倾向之”。同一缘故使“中国人之革命率以趋赴真理之态度出之，其革命势力之造成乃全在知识分子，对于一道理之迷信与热诚的鼓荡。他并没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却含有道德的意味”。

他认为此种出于“先觉之士主观上的要求”的革命并不好，它不是根据社会现实，“以前的一切贻误全由于此”。今后的革命不该是感情冲动的产物，应取决于理性了。

他说，社会是没有先见的，个人的先见可以有，但看不真切。“当一世之人心思耳目方有所蔽之时，要扭转得社会倾向，实有绝对的不可能”。

《中国问题之解决》提出当前中国问题“发自内部者轻而来自外面者重”的观点。这是由于：一、受外面的压迫打击而有内部改造的要求；二、领会了外来的新理想而对固有文化发动革命；三、外面的势力实际地改变了中国社会。

但是问题虽具外面性，如何解决“乃又重在内部”。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特殊又有很大缺欠。“唯有将内部文化补充增高，使其物质与其人渐得跻于外面世界水平线的程度，是其问题解决所必要的功夫”。

又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力量”。

读者对上面两句话印象如何？第一句，在没有了解更多含意前难下评断。我可以预先告诉读者，这句话就是乡村建设运动的用意。第二句，主张知识分子和农民“打并一起”，可能的反应是：他也有这样的主张吗？不过，联系到前面还说过中国革命含有道德意味，革命势力造成乃全在知识分子，那反应又可能是：呵，这个嘛，我还要再想一想。

当别人认为是某些人破坏了中国实行西方民主时，他不认为是这些人想做就做得到的。他注意到这一点则是因为，“我常喜欢对人如此说：我们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点，须看四周围，看背景、看环境、不能只看近处，还须看远处，不能只看浅处，还须看深处，不能只看一时，还须看过去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他始终在留心两种社会文化的不同及不同的渊源。

他还说，人类与动物不同，人类之生长即习惯之生长。人类受后天的影响极多、极大。他看一个社会不过是一团习惯而已。换一种政治制度即是换一种习惯，西方政治制度不能在中国建立“何足怪异”？许多人看社会“如白纸一般”可以任凭染色，“欲红则红，欲绿则绿”。数十年经历“诏示于吾人者，乃大谬大然”。我们虽然可以给他一个刺激，虽然看到反应，“但只不过动一动而已”。

认识到这层之后，“我已不再去热心某一种政治制度表面之建立，而完全注意习惯之养成”（我请读者注意“表面之建立”几个字）。

觉悟到这一步够了吗？仍然不曾到家。民族习惯不是想养成便可养成的，“因其中有梗阻处，有养不成处”。为什么？“其梗阻则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成的民族精神不同于西洋人”。

他所说的民族精神包含两个意思：渐渐凝固的传统习惯以及中国文化开出来的一种较高之精神。习惯可以矫正，费一番事能做到，较高的精神实无法使之再降低，再回转过来。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还有三句话——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 中国向西方学各种东西，“独少欲以西洋宗教代替中国无宗教的盛大运动。此因中国有智慧的人无此兴趣，且以在西洋亦过时之故。然由此不发生比较讨论，而中国无宗教之可异，乃不为人所腾说，则是一件可惜的事”。
2. 中国文化“原是一种暧昧不明的文化，他就没有干脆的事。此其故，待后说明。一般人因不明此理，总爱陷于无益的聚讼纷争。如争什么‘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不是封建社会’等类。其实从其‘几乎是’而言，则几乎是，从其‘几乎不是’以为言，则亦不是也。彼固隐然有其积极面目在，但你若不能发见其积极面目，则未有不徘徊疑惑者。……然你能从大端上发见其积极面目，固将知其不是也”。
3. 中国人何由而认识了无对？“数千年中国人生中国文化所为与西洋大异其趣者，要唯中国古人有此一点认识，前后相继，勉力趋赴，影响所被演成前所谓人生第二态度之所致耳。人生第二态度之于‘无对’，或即之，或违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百变不离其宗。然人生第一态度则是正是人之‘有对性’所表现发挥。中国人之精神与西洋人之精神，各有其在人性上之根据。然西洋人盖自人与一切生物所同具之点出发，中国人则自人性中所异乎一切生物之点出发。此问题太大太大”。

第十四章再度奔赴理想

父亲一生，如他自己所说，没有自己的思想便不能生活，同时，认定一种思想是对的，就去做那件事。例如想去当和尚和去曹州办学校。约言之，一个时期的行动必是自己一个观点的履践。

下面是他给 社会革命下的定义：“革命就是否定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构造的一根本变革。” 因为中国社会构造历久不(没有)变(这是史实)，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革命。

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的只是社会秩序被扰乱又恢复，不见推翻，不见新秩序建立。其原因就在社会的伦理化和职业化。旧中国把东伙关系、师生关系乃至官民关系伦理化了(我想会有人觉得那是涂上了伦理化色彩)。前面说过，西方集团生活“每课其分子以义务”，中国人同样被课以义务，不过那是来自伦理。这义务使中国人常彼此顾恤、彼此相让，力求相安：“许多问题皆从这里得到解决或消弭，无从有革命爆发。”

对这样的社会秩序，他有两句结论性的话： 一、中国因而“成了缺乏政治的民族”；二、社会秩序演自礼俗而不在国家法制(我们现在很承认中国人缺乏法制观念)，法制和礼俗相较，“有外力强制与自然演成之异”。 这一点很清楚。那接下来的一句话是，“外力强制者好推翻，自然演成者谁来推翻？”

我想很多读者已经觉出，他说了许多话，归结起来意思是：在中国革命起不来！是的，他认为中国无革命不是因为社会公平，而是它有一种妥协性甚至是惰性，使得纵然发生了革命行动，却收不到革命的效果。

这个意思在下面的话里更加清楚：职业分途的社会阶级分野不严重，“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西方那种阶级对立的社会，造成一种逼人对外抗争的形势，职业分途的社会，则开出你自己求前途的机会。”在另一处还说，中国这种制度，“正是叫你向里用力”——要求于自己的意志和身体更坚韧、更刻苦、更忍耐甚至更谦卑(后来干脆说中国文化是向里用力的文化，含意同而较这里宽泛)。

中国社会“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向你认识的老人(越老越好)请教吧，他们还想得起幼年所受“向里用力”的训练。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答案是：社会所赖以维系和运转的教化、礼俗使然。其结果是发达了中国人的理性。谁代表理性？士人。

“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或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

好了，对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介绍到此打住。

西方因宗教禁锢摸黑过了几百年，中国则高明到不需要宗教；殊料缺点翻过来就是优点，他们有团体生活，有科学眼光、还有不曾受过伤的身体(向里用力导致中国人身体受伤)。

我们则因为重家庭、重伦理而散漫、而自私、而不抗争以至于麻痹。

他说村学、乡学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这一点读者也已知道，在这次讲话里他还说，村学乡学所培养的新政治习惯“必须合乎旧伦理精神”。西方的多党政治、竞选、三权分立，“这些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从反抗斗争中演化而来，中国人“不会唱武戏”。往深一层说，西方文化从个人本位出发，中国是从伦理本位出发。村学乡学是团体却不是西方那种与他人划分疆界的团体，是在中国的五伦之外再加一伦——个人对团体。

中国人历来以义务观点对待他人，这种观点增进人与人的联带关系，是“顶优越的心理习惯”。他明确说，村学乡学“不提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一切不从法律说话而从伦理情谊出发”。

资本主义他不喜欢，因为它使人逞强、追逐物欲满足，其结果是迷失了人的价值。苏联式社会主义方向正确但有太大的偏向，作为个人遭到否认，人被降格为工具。这个，他不仅不喜欢，而且认为人被工具化，终非人性所能忍受。

他对合作作了符合其个人性格、情感的解释，说 “合作不单是属于经济范围。合就是和气，作就是创造” ，成为指导生活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原则精神。

料想读者愿意知道他所见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虽不克尽情转述也必当有所转述，以使读者了然于他和毛泽东之相识、相待，绝不似毛泽东通常与党外人士关系那般浮泛(与周恩来亦不浮泛)。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送他的书，隔天已将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

第十六章改天换地之前

中国是拖着一副有病的身体活着的。这个话人人都会同意，可生的是什么病，就人言言殊了。我父亲的诊断是，中国病在“理性早启”！请加倍注意那个“早”字。

中国人常把“天伦之乐”挂在嘴上。我父亲说，一般人尝到的大概就是一种家人融洽相处的乐趣，其实“有更深意味之可求”。那是什么呢？在老中国社会，一家人的地位可以有很大的升降，许多人以此为努力的目标，“所努力者，不是一己的事”，它关系的是全家，因此“有一种神圣的义务感”。“宗教都以人生之慰安勖勉为事，那么这恰好形成一宗教的代替品了”。

深一层分析：人生意味最忌浅薄，浅薄了便拢不住人类生命。“权力欲所以不如义务感之意味深厚，亦正为此”。人类生命“本具有相反之两面，一面是从躯壳起念之倾向，又一面是倾向于超躯壳或反躯壳”。家庭伦理成为宗教代替品，正因为它“融合人我泯忘躯壳”。

第十七章“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

我知道他还是习惯于重庆时代和中共代表团来往那种方式，有话就直接找到周恩来、找董必武，近两年则是通过林老（伯渠）或李维汉转达。我说这已经不够，共产党非常注意公开表态，期待你在公开场合有一个表示已经很久了。我问他，有什么障碍吗？

果然他有心理障碍：“每个人上台都重复一遍赞成和拥护的话，没有意思。发言结束都要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不想喊。”

第十八章“我要建议的是什么”（一九五三年事件实情）

经历了第一场狂风暴雨回到家里，情绪仍相当平静。那么会场上的情形呢？我将他所作追记全文照录：“午后开会我循例入场，发现我座席前散发一印刷件，把一九四九年春初我发表于重庆《大公报》的两篇文章中之一篇印发出来。原来（是）两篇，一是对国民党说话，指出国民党人是共方所提和谈八条第一条的战犯，定要追究责任。另一篇则对中共说话，好战者既去，请不要再打，不要以武力求统一。印发者即后一篇。我明白是要批判我。果然，先由章伯钧起立发言，指责我许多。继由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毛主席三次插言。一次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一次说，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末次说，对于你非止这次不开除你的政协委员，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还受你迷惑。我从座位上起立，欲发言辩解，主席台上宣布会期延长一天，许我明日发言。散会回家，许多朋友都来看我，他们风闻我在会上出了问题，为我担心。我拒绝和他们谈话，集中精力、时间为明天准备发言底稿。”

十七日下午的会有三点值得注意的情况日记中没有记或未得到必要的反映。这三点是：会议由高岗主持，章伯钧首先起立发言。章在政协常委扩大会是我父亲所属那个小组的组长，他以党外人士的组长身份为批判开头，然后由周恩来作长篇讲话，数说过去，定调为一贯反动。父亲曾站起来质问为什么他的两篇文章只印发其中一篇，无人回答。

据黄琪翔（民革中常委）事后说，当周恩来在讲话中说父亲想升官发财，父亲打断周恩来的话，愤然以很高的声音说，“说我想升官发财！笑话，笑话，笑话。”周恩来真的这么说过吗？

是的，他说了。父亲为次日（十八日）准备的发言草稿中有如下一句：“周恩来居然以升官发财看我，真是妙得很。”又在三处注有“此其时矣”四个字。意思是说，如果想升官发财，这都是机会。

第十九章“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

一九六一年他写了一篇严厉批评熊十力先生的文章：《读熊著各书书后》。

我说可能不获理解是指下述两点：一、父亲认为儒学、佛学（他称之为东方之学），与西方哲学是两回事。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之后，误将东方之学看做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学问了，实则它们是两回事。东方之学实为一种生活实践，不在讲说与推究。熊先生是以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对待东方之学了。二、如此严厉地批评是否过当和近于无情？

第二十章担任“反面教员”的经历

按照当时的习惯批判一方必须是胜利的一方，对得到这样的答复缺乏思想准备，愕然之余勒令作出解释。解释如下：“我认为， 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 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一人，无权无势。他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但这个‘志’没法夺，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第二十一章他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

恩格斯有一句话他最爱引用：“社会掌握生产手段的时候，商品生产已取消，同时生产物对于生产者的支配亦已取消。在社会的生产内部，以计划的意识组织而代浑沌的无政府状态。个人生存竞争亦随着停止。接着，人类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性地与动物的王国分离，由动物的生存条件进至真正人类的生存条件。”

我们通常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生产高度发达，阶级统治已不存在，人们的生活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决定性地与动物的王国分离”，才是他的注意之点，是他情感之所寄。社会主义之所以值得肯定，值得为之奋斗，是那时人再也不必动物般的活着。这个阶段就是他所说的人类文化发展第二阶段，人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人对物而是人对人。他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在人对人上面下了功夫的文化，（不幸）早熟的文化。他预言世界将接受中国文化（请不要想象为有形的中国文化，它大概是不向外追求满足和关怀着他人的文化）。便是从这里来的。即，人类生活的着重点将转移到这方面来。

以上所说，是他为众人，为人类设想。作为人类，是不可能跳过人对物这极长历史阶段进入另一阶段的。至于个别人，则是另外一回事。他相信唯佛家看人生的态度是看对了，想通了，但这种态度在当今世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不适用，他是放下自己过佛家生活的意愿，和大家一起把人类从物质匮乏中解放出来。

他对社会主义的憧憬有异于马列主义者。前曾引述他在“向党交心”发言中说：“我承认马列主义，可惜马列主义不承认我。”这不是怪话，他的意思是：马列主义注意所在是解决人对物的问题，“马列主义不认为有出世间这一回事”。所以他又有这样的话：“马列主义就世间法来说完全对，我对它完全承认，没有抵触。”不过我父亲认为唯佛家出世态度是对人类最终的解救，现在人类还处于物质匮乏阶段，人类过上物质丰富的生活以后才真正的需要佛教，从中获得感情、精神出路。社会主义的重群体和高度发展生产使之像是跨在两个阶段之间的阶梯（也是桥梁）。持这种观点而认为社会主义为人类必需的人，说不定只我父亲一个。

他有点不客气的说，“中共只是无意中作了两桩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此其一。从而引进了团体新生活，以代替伦理旧组织；此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