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新加坡] 郑永年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出版年: 2014-6-6
定价: 49.00
ISBN: 9787508645384
- 自序 不改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风险
- 第一部分 时论中国
- 第二部分 改革动力来自何方
- 第三部分 制度创新的红利
- 第四部分 逃不开的城市化
- 第五部分 如何推进经济进一步增长
- 第七部分 社会改革是为了挽救经济
- 第八部分 中国与世界
自序 不改革仍然是中国最大的风险
中国目前不改革的症结在于改革动力不足。在当前形势下，我觉得至少有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改革动力。
- 首先是权力集中和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早期改革的特点是分权，把权力分到地方、企业和社会，让它们去执行改革。但现在的改革不一样，需要集权。原因很简单，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很难克服庞大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同时，改革也需要有人担当和负责，改革是一种责任制。责任制表明各级主要领导人要把改革责任担当起来。根据这两个需要，在中央层面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省一级政府也成立省级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委书记来担任。
- 第二，今天的改革与反腐败同行。改革需要反腐败。腐败盛行，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如果社会不信任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即使推出最好的改革方案也会无济于事。不过，客观地说，反腐败对改革也有些“负面”影响。各级干部官员中，一些人现在心里不定，担心自己会出事情。于是，一些干部就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在反腐败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预防腐败的机制，总体上说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因此，一些省份就开始搞权力的“负面清单”，明确规定干部官员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这张“负面清单”过长，领导人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 第三，“不改革”的风险也来自改革的主体没有明确。改革的顶层设计由中央来做，但在大部分领域，尤其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中央并不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因此，如何发挥地方、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是改革实施的关键。
第一部分 时论中国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
历次三中全会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简单地说，问题有两类，一类是目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里必须加以面对和解决的，一类是中长期往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同样，答案也是两类，一类是面对和解决目前问题的行动纲领，一类是如何实现既定中长期目标的路径。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执政党结束“阶级斗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是实施十四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十八届三中全会除了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之外，更多的是在这个方向的构架内追求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
十八届三中全会内容涉及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现存体制的改善和改进问题，包括经济方面的基本经济体制、税收财政、金融、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等；政治方面的基本政治体制、法制、行政体制等；社会方面的基本社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社会治理等。另一个大方面是体制创新问题，最显著的就是决定设置两个新的机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其中，体制的改善和改进是为了打造升级版的体制，而体制的创新则是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和解决新的问题。再者，无论是体制改进还是体制创新，都是要解决好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关系问题。
中国特色的基本经济制度
尽管西方各国也有不同的经济制度，但总体上说，西方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市场，市场的范畴大于政府的范畴。虽然政府也要监管市场，但政府本身也必须符合市场原则。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市）场内政府”，即政府被市场所包含。在“场内政府”的情况下，如果市场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没有能力规制和监管市场时，西方经济制度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
中国经济制度的核心往往是政府，政府的范畴大于市场的范畴。尽管市场也存在着，并且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市场很难挣脱政府给予的空间。我们可以把此称之为“（政）府内市场”，即市场被政府所包含。在“府内市场”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自己的功能时，经济体制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经济危机。
中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需要制度突破
《决定》表示要支持发展中小型民间银行等金融机构，这应当是要通过破除国有银行垄断一切的方法，来解决金融制度的结构性问题。
《决定》强调的“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应当是为了解决“内部私有化”的问题。
《决定》强调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主要是针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即中央和地方在责任和权力问题上要理顺关系。
全国统筹的公共服务
《决定》所述的重塑中央地方关系的内容来看，中央政府一方面会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源，从而是更大的财权；另一方面中央本身也势必承担更大的责任。
根据这次《决定》，中国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制度。尽管仍然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但同时容许农民的集体土地，通过不同流转途径进入市场，并且让农民获得土地市场的红利。
多管齐下改革户口制度
在户口制度改革上，《决定》也有现实的考量，即不同类型的城市实行不同的户口开放制度，基本原则是城市越大，户口的限制越大；城市越小，户口就越开放。
这次《决定》又强调，“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区（港）区”。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政治问题？
首先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决定》重申了传统的观点，即从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和基层民主等层面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上，解决了前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宪政之争”，间接表示了中国既不走左派“不搞宪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宪政”道路，而是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决定》使用了一连串“法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并强调要“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对“社会”主体强调不够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社会治理”。对“治理”概念的强调是有原因的。“社会治理”概念的提法，显示出执政党更重视处理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而非简单地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思维方式。从前，无论是“维稳”还是“社会管理”，主体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官员对人民的管理。这种话语的变化也是一个进步的表现，因为在“治理”的话语里，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都会涉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主体不仅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改革的方法和方式方面也有了制度创新，即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中国的改革非常复杂，需要专门的机构来做研究和顶层设计。21世纪以来，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和没有这样一个机构来辅助领导层有关。在很多年里，也有不少改革出台，但大多数改革方案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既得利益者需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了，往往设计好改革方案，让高层认可一下。这种改革追求的是部门利益，而非整体社会利益。结果是，越改革，越糟糕。现在，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有望逆转这个被动局面。
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这个内容中最主要的是决定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很显然，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是早些时候“维稳”和“社会管理”的升级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
在很多社会，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如同在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政府向企业分权，社会改革的目标也是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政府应当把社会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也应当把社会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
第二部分 改革动力来自何方
十八大与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欧洲道路。如果从社会发展来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发展更类似于欧洲道路，而非东亚道路。早期欧洲道路所呈现的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而对社会则毫无保护。原始资本主义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而对社会则毫无保护。原始资本主义之下的社会，就是当时的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作家所描述的“悲惨世界”。
在西方，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的新自由主义，其强调的是经济效率。“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公共部门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而扩张，很多经济部门官僚化，严重损害了经济效率。因此，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执政期间，西方一些国家努力推动公共部门的私有化。私有化在一些企业部门，例如铁路私有化得以推行，但在社会性很高的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等领域，私有化要不被抵制，要不没有什么进展，甚至遭到完全的失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不可避免受到这种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从原先的计划经济转型成为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在引导中国经济改革方面，扮演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很快就有了中国变种。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简化成为GDP，也就是平常所说的GDP主义。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攻城略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新自由主义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投入。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过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但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今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又攻克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领域，即住房，导致了住房的产业化，房地产成为中国的经济支柱。
客观地说，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
中国所面临的第二种是东亚道路。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体的政府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
要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所面临的第三种选择就是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道路。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现此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仅关乎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这两方面因素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形成。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阶级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中国如果下一阶段找不到社会政策改革的突破口，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有可能导致激进的政治变化，包括民主化。和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样，中国也会陷入可以称之为一种“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无论在拉丁美洲、非洲还是亚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种结果，其前提就是低度民主陷阱。东亚经济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中等收入升级到发达经济体，主要是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结合。但一旦在经济低度水平的时候发生大众民主化，一个社会很容易进入低度民主陷阱。在这样的社会，大家谁都接受民主这种形式，但民主往往演变成为政治恶斗，各派政治力量动用自己的支持力量，争取分蛋糕，多分蛋糕，而没有任何政治条件，促使政治力量把精力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以开放促改革：中国的特区
体制创新的红利毋庸置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 体制创新可以回避直接触动既得利益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体制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尽管这样做，也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尤其是官僚体制的阻碍，但这种阻碍远较直接触动既得利益为低，是可以加以克服的。
- 新的利益成长起来之后，就可以对既得利益构成竞争和压力。面对竞争和压力，既得利益本身就会产生改革的动力。
- 改革既得利益需要成本，既得利益越大，成本就越大。由谁来承担这些成本呢？改革者不能承担，政府不能承担，唯一能够承担改革既得利益所带来的成本的只有新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永远是一个用新利益来改革旧利益的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永远是一个新旧利益之间的博弈过程。
以“经济特区”为载体
从经验层面来说，在中国，无论是设立特区的过程，还是特区的运作和发展过程，需要克服至少三个方面的阻力。
- 首先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意识形态方面的阻力，任何国家都存在。不过，中国是一党执政，这方面的阻力尤其强大。在多党制下，不同政党或者不同的利益，往往具有一定的空间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因此阻力比较小一些。但一党执政往往必须坚持现存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实践如果不符合现存意识形态，就会缺少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必然会招致代表现存意识形态的体制的有效反对。意识形态上的阻力也因此往往体现在政治阻力。也应当看到，一些时候，意识形态上的阻力的背后，实际上是个别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利益。为了维护和增进个人政治权力利益，人们往往用意识形态使得自己的抵制合法化。
- 第二，需要克服来自官僚体制的权力方面的阻力，或者说是行政权力阻力。官僚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其对现行政治秩序的要求，要实现统一的行政秩序，官僚系统要求国家所有组织一体化，以便适用普遍的行政原则。体系之内的组织越统一，官僚系统的权力就越大。而特区则经常表明对既定行政秩序的偏离。这种偏离自然不符合官僚的利益，官僚系统必然阻碍特区的产生。
- 第三，必须克服既得利益的物质利益阻碍。任何社会，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都存在着既得利益。所谓的既得利益就是现存体制的最大受惠者。
中国的经济特区解决了什么问题？
具体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至少缓解甚至解决了如下三个重要政治问题。
第一是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第一方面是民族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因为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负，政治、知识和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直高涨，走到一个极端，表现为自我封闭和“义和团主义”。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恐惧外界的一切，走到最后就是自我封闭。
另外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特区在当时涉及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已经数十年，官方的意识形态简单地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当时的情况是，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必须打破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这就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
物质利益是进步的主要动力
第二，特区解决了一个物质利益驱动改革的机制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利益是驱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物质利益也是驱动内部改革的主要动力。开放和改革不仅仅是上述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利益问题。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都涉及利益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可以得到最初用于发展的资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成败。没有资本，就没有发展。
第三，特区也解决了一个如何吸引各国“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的问题。中国强调要学习各国先进的经验，也就是最优实践，但这并非易事。当国外的最优实践和现存体制利益不一致时，必然遭到现存体制的排斥和抵制。这道理和我们所讨论过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和抵制是一致的。因此，要学习外国的最优实践，必须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特区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能。
以开放促改革的国际经验
特区主要发生在像中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克服现存体制对发展自由贸易（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也包括投资）的阻力。中国的特区发展到今天，人们可以说，特区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开放，其真正的意义在于最终实现自由贸易。
早期，各种形式的帝国可以说是第一波大规模全球化的主动力。帝国为了土地和人口而扩张，征服很多地方化的小国家。这样，在帝国之内的自由贸易便开始了。西方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全球化。在经济方面，民族国家意味着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意味着更大规模的资本。资本的本质就是扩张。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动力来自地方？
地方和中国的改革进程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尽管被西方称为“极权主义体制”，但国家的权力结构实际上还是分散的。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中央集权体制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会不断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时，他势必发动分权运动。
邓小平时代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权运动。第一次是改革开放早期，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是市场化导向，理想地说就是要把经济权力从政府分权到企业。
第二次并且是更大规模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发生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因为一场风波和苏联、东欧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出现了极大的困难，80年代初以来的改革动力似乎消失了。而那场风波又表明政治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个困局，邓小平又从地方找到了动力。南方谈话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在地方聚集改革力量，而南方谈话之后大规模的分权又为地方政府提供了莫大动力来进行改革和发展。当代中国真正大规模的发展和转型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才获得巨大动力的。
为什么地方创新是可能的
一个国家能被称为“事实上的联邦制”，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 政府体系是分层级的，如中央、省、市、县、乡等级。每一级政府在一定范围内都有最终决定权。
- 各级政府间的分权已经制度化，使得中央政府很难单方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省，并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分配。
- 省级政府在自己辖区内是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具有相当的自主权。
集权化的政治结构确保经济转型
改革后的地方官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他们仍然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中央对他们有相当的控制力，尤其是在人事的选拔和任命上。中共一直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党对干部任命的绝对控制。党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相当集权，每一级干部的考核、任免、调动都必须由上一级党委和组织部决定和执行。人事权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最后王牌，是对地方官的最根本的制约。
据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安德烈·施莱弗的研究，中国式的集权模式有利于成功的经济转型（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rei Shleifer,“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IMF staff paper,No.48,2001.）。光靠市场机制是很难解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中央领袖始终操控着整个转型过程，对地方官员的行为进行奖惩。中央政府有足够权威去推行自己的政策，制定游戏的规则。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改革分权过程中各地的地方主义倾向将会大增，而这仅靠经济和财政政策是很难制约的。
重新集权与事实上的联邦制的现状
尽管今天的中国地方改革都在树立自己的模式，但并没有产生类似80年代那样的效果。在80年代，地方改革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是大胆和勇气，第二是成功的地方改革很容易扩张到全国的其他地方。当时几乎所有国家层面的改革都是在地方先行先试的。但是今天，不仅地方先行先试的勇气不如从前，而且即使被认为是成功的大多数地方改革也仅仅限于地方，没有扩散效应。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因为地方的改革创新缺乏法律的保护。事实上的联邦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联邦制。欧美国家的联邦制是宪法规定的，地方政府享有宪法赋予的有限主权，受到宪法的保护。而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则不然。尽管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的权限远远大于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但由于没有宪法的依据，地方政府的任何改革和创新都没有法律的保护，不确定性和风险都非常大。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地方创新缺乏政治保护。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地方改革也受到体制非常大的限制。政治强人可以充分授权给地方，让地方充分改革。如果出现问题，强人也可以为地方改革提供保护。这尤其表现在早年经济特区的改革上。同时，强人也很容易把成功的地方改革经验上升成为国家层面，把改革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方。现在则不然。一些地方改革者顾虑重重，既是因为缺少来自上层的充分授权，也是因为没有上层权力的政治支持，很难把地方改革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地方关系方面，现在呈现出一种实际上的互为“否决”现象，即中央可以“否决”地方，地方也可以“否决”中央。一些被视为成功的地方经验，很容易被上层的权威人物否决。在缺失集体政治意志的情况下，很难对地方经验达成共识。一旦哪一个关键人物不认同某一地方改革试验，这一试验再成功也不会上升到国家层面。另一方面，尽管作为决策者的中央在不断推出新的政策，但地方总可以找到理由不执行中央的政策，或者有选择性地来执行中央政策，这取决于中央政策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地方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否决”了中央政策。
第三部分 制度创新的红利
中国体制改革为何困难？
中国共产党体制是一个动员型体制，这个体制的一大特点，就是做什么都首先需要有一个大目标，有了这个大目标，然后再去做动员，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目标。经过了10多年，到中共十四大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这个大目标的确立，有效推动了十四大之后的各方面的改革和进步，包括内部的各项经济制度改革，例如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国有企业，以及外部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
但现在则没有这样的大目标。尽管在中共十六大之后，领导层逐渐地把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纳入其重点改革议程，但并没有成为改革的头等大事。各级政府尽管也开始强调社会建设，但其重点仍然放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改革对大部分官员来说，只是经济改革的一个补充。
顶层设计，地方执行，这一直是中国的政策模式。但现在执行层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所谓的政治强人，指的就是那些可以超越既得利益并且能够克服既得利益，把自己的政策转化成为现实的政治家。应当强调的是，那些通过各种强权，意在维护现状的政治人物并不是政治强人。
政治强人时代已过去
现在，政治强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政治开始进入一个常人政治时代。领导层各方面所受制约越来越多，有时候不免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因此经常难以开创政治大格局。
实际上，在任何国家，中层官僚机构大都是和改革对立的。
庞大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有几个一般特征。首先，就是他们缺少进取心，安于现状，抵制改革。其次，官僚的一般心态或者通病是避免风险，他们按既定的规则办事，只向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第三，官僚层面有时也会有一些“改革”动作出现，但实际上很难说这些是真正的改革，而是为了追求一些具体利益而进行的“改革”。
今天中国的官僚阶层就处于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中国的官僚阶层还应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学、研究院）等西方称之为公共部门的机构。
为何体制创新更具红利？
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在旧的体制之外，培养新的体制。新利益的产生和成长，有利于改革老的利益，新制度的产生和成长，有利于改革旧的制度。
中国体制创新经验的现实启示
限制中央官僚对改革的阻力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央官僚机构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阻力。
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体制创新的主要角色还是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
地方政府、企业和中国的制度创新
地方政府指的是省政府以下的所有地方政府，包括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和乡镇政府。这些层级政府的体制创新能力很不一样。经验地看，省和县这两级最为重要，最具有动力。
地方创新具有很大的动力机制。有两个因素推动着地方政府去创新。首先是政治上的动机，即升级考核。现在地方官员之间充满着竞争，要有竞争力，他们必须有所作为。第二，地方的一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直接面对社会经济问题。
但是，如果与80年代做比较，今天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在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顶层能力的下降，也就是顶层防止和减少中央官僚机构对地方制度创新进行阻碍甚至否定的能力。80年代，地方充满创新动力，这和当时中央顶层强人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当时是以邓小平为中心的改革者，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地方创新，通过分权给予地方巨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另一方面也有能力给予地方创新有效的政治保护。对地方创新，当时中央高层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每次争论之后，地方创新总是受到肯定。
现在的情况很不相同了。顶层对地方创新鼓励不足，支持不足，更不能保护地方创新。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央地方关系上，总体的趋势是越来越集权。集权不是顶层的集权，而是中央官僚机构的集权。中央官僚集权制度，对地方创新很不利。实际上，地方上越来越多的创新，往往被中央官僚机构（而非顶层）所否决。现在中央官僚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否决”的局面。地方上的创新经常被中央官僚机构名正言顺地否决，而中央官僚结构的一些政策，地方政府也想方设法地不执行，实际上也是“否决”。
地方政府被“妖魔化”
在老百姓眼中，中央政府是好的，地方政府是坏的；在中央政府眼中，老百姓是好的，问题就出在地方官员。
很多硬性的政策，都是由远离社会的中央官僚机构所制订，很少考量到社会层面的可行性。地方政府在硬性执行过程中，和社会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企业是体制创新的又一主体。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方法，就是在国有企业既得利益之外，赋予非国有部门体制创新的空间和能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90年代中期之后“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如果没有那一波国有企业改革，很难想象国有企业可以从90年代初的大面积亏损转型成为赢利，或者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转型成为市场导向型的管理模式。
不过，正如近年来社会层面的抱怨所显示的，国有企业今天再次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作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部门依靠权力和垄断来赢利，不仅阻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而且通过继续的扩张，急速地挤占着非国有部门的经济空间。这是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其中一大根源。
财税政策支持中小私有企业
首先有助于企业的创新。企业越大，可以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进行创新。但更多的投入，和创新的效率并不成正比。中小企业较之大型企业面临更强的竞争环境，因此具有更强的创新精神。
其次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和本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国有部门的大扩张有关。国有企业大肆侵入本来由民营企业所占据的空间，导致了民营企业空间的萎缩，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赋权社会与中国的制度创新
权责分明的小政府、强政府
要让社会发挥体制创新的积极性，首先需要分权给社会。社会首先需要自己的空间，社会力量才能产生和成长起来，才会有能力去创新。同时，社会体制创新能力的发展，也有利于政府本身的改革。社会力量强大了，必然对政府产生巨大的压力；要消化社会的压力，政府必须对自身进行改革。
教育科研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创新可以在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
如同对待企业和社会组织，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金融等制度上的支持，来扶植和培养两种类型的新型教育科研体制的出现。
第一种类型是民间自下而上的教育科研机构，民办大学、民办研究机构等。现在中国一大批民间企业家已经产生，应当容许他们办新型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这一代企业家和早期进行民办大学的企业家已经不同，即他们已经不是以赢利为目标，而是为了给国家和社会做些事情，进行体制创新。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和支持他们这样做。
第二是政府委托民间力量来创新教育科研。中国有很多专业人才，具有巨大的创新精神。在现存体制下，他们的才能被扼杀。不过，这些人才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制度创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当出钱，让这些专业人才组织新型的教育科研体制。
中国金融改革为何必须结构先行
首先，人们必须对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做一个阶段性判断。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化率是53%左右，如果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即70%左右，中国的城市化和与之关联的工业化还有巨大的空间。中国的产业以加工业为主，本国自主发展的产业仍然欠缺，仍然有待于创新和发展。再则，在人口老龄化来临的同时，因为人口的基数庞大，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所有这些因素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中国还必须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中国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达西方那样的金融经济阶段。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化”，过于侧重于金融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因为过于强调金融创新，已经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西方各国政府也因此把重点转移到发展实体经济上。
金融业绑架实体经济
从现有的金融结构来说，中国的金融经济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银行巨大无比，垄断着各个金融领域。中小型银行不发达，其中民营银行更是屈指可数。
实行“量化宽松”，大型国有银行永远会是赢家。这方面，中国国有银行和华尔街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中国的情形更糟糕。中央政府往往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发行大量的货币，问题在于这些钱如何达到社会？主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大型国有银行。但是，大型国有银行并没有任何动力把钱传递到真正需要钱的企业，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企业。这就导致了钱的错置（dislocation）。中国的银行一直在搞圈钱运动，一方面承接着来自中央银行的大量的投入，另一方面依靠其庞大的金融实力甚至权力向社会圈钱。这些银行在短时期内做到了世界最大，但它们并没有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
发展民营银行
金融市场结构调整？主要是要造就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大型国有银行和中小型民营银行之间的平衡。就是说，需要把金融改革的重点放在培养中小银行，甚至微型银行上。
第四部分 逃不开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改革和城乡统筹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方面，走过了几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主要的特征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政策，就是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对两者实行不同的政策。总体上说，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工业化。
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同时也有效阻碍了城市化。当然，在农村，也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政权进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对乡村的每一要素（包括人）进行严密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其中，户口制度是这一制度的支柱。国家通过高强度地剥削农民，完成了第一波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到本世纪初。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主要体现为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提倡小城镇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当时开始了城市化，但规模不大。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90年代中期以“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促使乡镇企业破产和转型的同时，推进了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同时，外资也大量涌入中国。这就有效推动了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中国社会因此从原先的城乡二元社会演变成为三元社会，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从而成为社会的第三元。
三元社会高度不稳定
这第三元是最不稳定的因素。高强度的流动性本身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缺少制度性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尤其显示出其不稳定的性质来。在城市经济危机的时候，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回家务农，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家乡还有一块土地（不管大小），而且也因为有能力务农。但第二代农民工则不一样了，他们大多出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即使他们在家乡也有土地，但已经和父辈不同，没有务农的能力了。他们越来越要求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力。
其次是农村的衰败或者被衰败。农村的衰败，在一定的意义上不可避免。市场经济的规律决定了农村人口的外流。在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导致农村人口的外流。中国人多地少的特点更是加快了这个进程。现在很多村庄，劳动力都外流，留下一些老人和小孩，道路、耕地、学校等等被荒废。
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城乡统筹来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外部的与国际经济的整合。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很快消退。经济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取得了突破口，主要是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但近年来这方面的改革越来越困难。在一些领域，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倒退的趋势。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深化经济改革的阻力。公平地说，国有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仍然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往往通过国有企业来应付危机和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国有企业是政府的经济杠杆。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
但是国有企业也在相当程度上挟持了国家政策，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已经有效遏制了民营部门的发展，遏制了市场发挥有效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要继续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也已经不可能。实际上这方面的情况更为糟糕。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欧美也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
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
近年来，城乡整合被很多部门视为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问题
取消非行政组织的级别
一个城市的官僚化程度过高，就会阻碍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尤其是人才方面。要吸引人才，尤其是国际人才，就要建立适应人才流动的城市制度。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过于官僚化，不仅存在着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主要组织例如医院、大学、研究院，甚至企业（国有企业）这些人才的载体都具有行政级别。这种行政级别体系的存在，阻碍着人才进入中国，发挥其应当发挥的作用。尽管中国政府不断推出各种不同的吸引人才的计划，但从总体上来看，高端人才仍然在外流。同时，因为行政级别，已经被吸收回来的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而是很快被官僚阶层所吸纳，成为官僚体制的一部分；要不就处于边缘地带，同样发挥不了作用。
中国城市化要避免怎样的陷阱？
城市化处处充满陷阱
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城市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经验看，各级政府官员的行为，在不同时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他们首要的考量是城市化所能带来的GDP效应，以及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无论是GDP还是经济发展，主要的因素是财政收入，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来说。
下一个问题是：在这种GDP主义逻辑主导下，围绕着城市化这一议题，政府官员会如何行动？在实践层面，有些行为模式已经相当清楚地表露出来。简单地说，地方官员所关心的是几件事情。一是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他们想利用城市化的合法话语，获取土地资源，主要是农村的土地资源。第二是到处筹钱，向中央要钱，向地方筹钱，当然也可以自己搞债务。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已经面临一场地方债务危机。地方政府大量举债已经有年，积累了数量惊人的债务。但这个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不仅很难减缓，并且会有增加的趋势。很荒唐的是，地方官员的举债行为，往往能够变成其政绩行为。
第三，从以往的经验看，城市化有可能造成中国城市的纵向行政升级运动和横向行政权扩张运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无声无息地犯了不少错误，例如把县改为市、把行署升级为地级市、设置计划单列市等等，造成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大扩张。
城市变成官僚的城市
在一些地方，城市化简单地把原来的县改成区。“县”是农村的象征，改掉了“县”这个概念，似乎就实现了城市化。
实际上，改“县”为“区”，更多的是地方领导行政权扩展要求的结果。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化会走向何方就变得相当清楚了。在经济方面，资本和权力一旦结合，再加上地方官员的个人动机，没有人可以阻挡得住城市化的冲动。资本，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有资本，无论是本土资本还是国际资本，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扩张。如果没有城市体制的改革，资本和权力主导的城市化，很快就会演变成为一场新的大规模掠夺农民土地的运动。
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前提
近来，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之一。理由很简单：无论是通过建设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通过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而达到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城市化。
不过，从目前的讨论看，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少谈甚至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
第五部分 如何推进经济进一步增长
资本主义危机还是国家权力危机？
尽管资本主义也的确面临严峻挑战，但究其本质来说，今天的危机是国家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因此，无论从市场的拓展和利润的最大化来说，资本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的危机。相反，危机的本质是国家权力。
传统资本主义是一种主权经济，而全球资本主义则是超越了主权国家边界的经济体。在主权经济形态下，大多数生产要素都是主权国家可控的。古典经济学家所界定的主要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这些都在国家的边界内部发生，也是可控的。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一切，对一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
首先是对经济伦理的影响。资本尽管以利润为目的，但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伦理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资本的经济伦理和主权国家有关。无论是人的道德天性还是宗教因素，所有的伦理都产生于不同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资本的经济伦理，产生于资本者和受雇者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在主权经济内部，很多因素使得这两者交往容易产生伦理，例如同一种宗教信仰、统一民族、统一语言、统一皮肤等等。马克思看到了资本的剥削本质，他提倡国际主义，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或者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并没有达到目标。有人说，在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较量中，后者胜出。也就是说，本国内部的资产者和受雇者之间的妥协，较之本国受雇者和他国受雇佣者之间的合作要容易得多。
全球化表明全球市场的形成，这一市场的存在表明，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被国际化。资本的本质是要用全球市场来追求最大的利润。国际市场的廉价劳动力是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动因。但是因为雇用的是外国劳动者，经济伦理对资本者的约束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消失。
技术与产业、就业脱钩
第二，全球化对就业也产生很大的影响。在主权经济时代，产业发展具有边界，即在主权国家内部，产业发展因此产生就业。但全球化已经急剧地改变了这种情况。全球化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一些和技术相关的产业，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和企业所雇用的工人可以分离开来。在主权经济内部，“德国制造”意味着德国的技术，由德国工人制造的产品；“日本制造”意味着日本技术，由日本工人制造的产品。在这里，技术产生两个产品，第一是产业，第二是就业。
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普遍的情形是一种技术由国家A的公司所拥有，但产品则是国家B的工人制造。简单地说，在全球化时代，一种技术既可以不产生产业，也可以不产生就业。在主权经济时代，美国的技术造就了美国的产业和美国的工人阶级队伍。但在今天，美国仍然拥有技术，但其产业和工人阶级则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的产业在哪里？工人阶级在哪里？美国的产业在珠江三角洲，美国的工人阶级的主体则是中国的农民工。
在主权经济时代，制造业不仅制造出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而且也逐渐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工资不断提高，最终造就了中产阶级。产业工人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最主要的一个群体。
但在全球化状态下，制造业就很难促使产业工人转型成为中产阶级，因为资本者可以拼命压低外国工人的劳动工资，或者不断雇用廉价工人。珠江三角洲使用农民工已经数十年了，但有多少农民工已经转型成为中产阶级？
第三，全球化大大弱化了主权国家的税收能力。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已经没有主权边界。但是，政府仍然具有主权性。实际上，民主的大众化（即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大大强化了政府的主权性。以往，主权国家和主权经济重合，现在则分离开来。在重合的情况下，主权国家比较容易对主权经济体征税。各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的税制还是传统主权经济的产物。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征税。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除了要寻找劳动成本低的投资目标外，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逃避本国政府的征税。
首先是二次分配失效。通过税收政策而实现的二次分配，是大多数国家解决社会群体之间或者区域之间收入差异的最主要的工具。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一方面调节经济发展（例如通过减税以提高投资者的动力），另一方面来保障基本社会公平。但是如前面所讨论的，公司通过“跨国”形式来逃避税收，这有效制约了主权政府的征税功能，导致二次分配的失效。而二次分配的失效，必然恶化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
分配失效使贫富差距扩大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导致了一次分配的失效。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跑到哪里去了？在任何国家，一次分配较之二次更为重要，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而二次分配是政策性的，是一次分配的一个补充。
全球化又是如何导致一次分配失效的呢？
首先，针对国内企业的反垄断机制已经变得不相关。现在的跨国企业越做越大，其经济活动遍布全球。尽管企业巨大，但地理分布非常分散，分布于不同的主权国家内。垄断越多，分配就越不公平。
其次是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最初，所有权和管理权合一，不存在分配问题。后来随着企业的做大，就出现了两者的分离，即所有者雇用专业人员来管理企业。这里，所有者的权力仍然大于管理者。但全球化已经导致管理者“坐大”的情况。至少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所有者”弱化。在很多情形中，所有者表现为一个集体，即一个公司的投资者有很多人，例如企业的持股人都可以说是所有者。作为一个投资集体，其权力必然是分散的。第二个因素是企业投资的分散化。现代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往往投资在不同的领域。第三个是企业体制的全球化。第二、第三个因素在很多场合是重合的。而这些环境变化使得现代企业变得极其复杂。这更需要专业背景的管理者。
这些年来，跨国公司尤其在金融领域，打工者往往获得巨额工资和奖金（红包）。在很多场合，即使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这些“打工者”仍然可以获得大量的奖金。
再次，劳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面已经讨论过劳资在主权空间上的分离（即企业可以雇用外国工人）的情况。也就是说，因为不用付给外国工人足够高的工资水平，致使外国工人所创造的大量财富流向了资方和其管理者。这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异。
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怎么办？
要实现包容性增长
在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同样是政治因素阻碍了它们的继续发展和崛起。
在20世纪60年代，泰国和菲律宾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
但是不久，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没有能够继续发展经济，实现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为什么？同样是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从意识形态看，这些国家过早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概念，也过早地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引入西方式选举民主，对这些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问题。在没有把经济蛋糕做大的时候，选举政治经常演变成为分蛋糕政治。没有政治力量能够组成一个有效的政府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反，他们都来争抢蛋糕。争抢蛋糕又往往演变成激烈的内部冲突，甚至暴力冲突。
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
再者，表面上的民主也演变成为既得利益维持其利益最有效的手段。当人们都接受这种意识形态，当各种既得利益利用民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些社会，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如果不能脱离“低度民主陷阱”，这些国家难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高经济增长阶段已经过去？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包括结构、制度和政策三个层面。
在结构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红利、经济结构（例如从农业转向工业经济）、开放（投资和贸易）等。这些因素如何推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已经有很多分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这些因素互相关联和强化。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型（例如农民工）还是开放（加工业），其核心都是人口红利。这些年来，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制造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但应当指出的是，技术的提高来自于应用，而非创新。无论是国内的企业的技术，还是外资企业的技术，都依赖于现有技术的应用和扩散。
在制度层面，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几个层面上促进经济增长。首先是通过改革废除了诸多旧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制度。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农业集体化。其次是通过改革促成了一些现存制度的变迁，使其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保存了国有企业，但却改变了国有企业管理的激励机制。其三，通过改革创设了一些新的制度，来保障和促进经济的增长。比如说财政上的分税制。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中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几乎是所有的领域，包括宪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国家制度，和税收、财政、金融、产权等领域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政策层面，促成高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是学界和政策领域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首先是国家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高增长是投资驱动的。其次是国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经济增长的速度。再次，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保证高经济增长。如果说在前面两个层面，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经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国有企业作为工具来实现高经济增长，则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对大型国有企业组建企业集团，而对中小企业则实行中国式的私有化，即民营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动了经济的高增长。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不仅被用来应付金融危机，而且被用来保障维持高经济增长，即国家把大量资金投入国有企业部门，促成其经济活动的大扩张。
高增长难以为继的原因
首先来看结构领域是如何失去增长优势的，这里的要素是上面所提及的人口红利和世界经济（贸易和投资）。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和很多现在的发达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势必成为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率已达到顶点。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目前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换句话说，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无论对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都在产生负面的影响。劳动力不再便宜，生产成本急剧提高，对内资和外资都产生影响。劳动成本的提高，会迫使很多内资或者外资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便宜劳动力的国家和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造就了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高度依赖贸易和投资，对外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市场。但这些年的经验表明，这种方式难以为继。因为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很显然，中国无力改变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些年来，中国资本“走出去”遇到的巨大困难，只是其中一个困难指标。也同样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的现实。
人口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一旦一种生育方式形成，很难在短时期内加以调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育儿成本高涨，妇女的高教育化和职业化，生育率必然降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要保持人口的可持续性，中国需要对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不过，从近期来看，只要政策得当，中国不至于发生由人口红利消失的经济危机。例如，中国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从中长期看，中国不可避免要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城市化是唯一增长动力
在结构层面，唯一有希望可以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生产要素（包括人力、技术和资本）在市场中的合理流动。过去30年间，部门间的要素流动提高了生产率：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国内国外之间。未来城市化可通过加强城乡之间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流动，从而提高生产率。如果有足够的改革，中国的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可以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但这需要大量的改革。
这里还需要加以特别强调的是，人们往往给予高度关注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需要再讨论。不过，技术创新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多还是会继续依赖技术的应用，而非创新。
在政策层面，凯恩斯主义似乎也到了尽头。在过去30多年，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地，中国的基本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过度投资的趋向。
中国未来主要的投资领域是在社会领域。很简单，中国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投资远远不足。中国的社会政策刚刚开始，仍然需要大量的对社会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和医院的投资。例如，中国的学校建筑尤其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建筑和教育设施，质量极其低下。再如，因为老龄化社会来临，医院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资。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社会投资对经济增长会有间接的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建设消费社会的途径，但社会投资已经不可能支撑经济高增长，也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里还必须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的科技政策趋向。中国经济要提升质量，实现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科技是关键，对科技研究要做大量的投入。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往常的情况是，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投入科技创新。而接受国家资本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非民营部门。尽管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技术创新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不能创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比国有企业的低。因此，科技投资的分配必须把民营企业考量在内。
全面小康就是中产社会
中产需要政府保护
从中产阶层的产生过程来看，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大致有三种模式，分别是欧美模式、东亚模式和第三世界国家模式。欧美模式主要由市场推动，政府对经济采取不干预的原则。他们的中产阶层产生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时间，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以后。欧美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企业家（也就是资本家）和为资本家以及政府服务的专业人才。此外还包括从产业工人（无产阶级）转入中产阶级的一拨人。
欧洲向中产阶层社会的转型主要包括两方面，政府层面的主要任务是社会政策，包括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后来是公共住房。另一方面是工资的提高。两者结合，使产业工人进入中产。
从培育中产阶层的角度考虑，更成功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劳工运动，仅花了20多年时间，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同时也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作用更大。造就中产阶层首先要发展经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并没有破坏市场，政府干预是为了让市场的功能发挥得更好。同时，政府主动进行社会改革，避免大规模劳工运动。亚洲“四小龙”和日本之中，只有韩国的工人运动比较激烈一点，但韩国的工人运动跟民主化有关系。
垄断压制中产崛起
有些国家在培育中产的关键点出台了反垄断法。大凡是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中产阶层也相对健全。因此，培育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是政府要做的。
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在很多经济体里都算是最平衡的，就是因为他们的中小企业最发达。全世界范围内，大凡是中小企业发达的地方，社会就比较公平。反之大型企业占主导的地方，收入分配也常常不公平。欧美国家花很大精力抓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就业解决工资问题。没有工资，政府最多只能解决低保。有了工资，才可能成为中产。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泰国是另一个类型，问题之一是政府社保做得不够，二是企业结构不平衡。这些国家社会分化，政府没有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也包括企业结构调整的内容。虽然很多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民主，但却几乎没有希望。在那里，民主与暴力、无秩序、贫穷相伴。
第七部分 社会改革是为了挽救经济
中国社会管理的未来
在看待乌坎事件上，海内外现在存在着两种偏差。一种是微观错误，把其仅仅视为是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腐败问题和处理问题不当所致。结果，往往是开除几个地方官员，找几个“替罪羊”，不了了之。实际上，地方官员，无论是行政当局还是司法系统，都是被制度训练成“如此这般”地解决问题的。在很多场合，他们不是没有其他的思路来解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是如果不是按照既定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就会犯错误。而腐败问题、土地财政等更是中国宏观制度层面的问题。宏观制度不变，地方政府和官员就会继续成为牺牲品。
中国社会力量仍然薄弱
另一种是宏观错误。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式（或者左派）的看法，即一些人把中国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联系起来，例如把它们和市场化联系起来，认为是各级政府不坚持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另一个层面是西方式（或者自由派）的看法，即简单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缺少“民主化”造成的，一些人总是把中国社会问题和“民主化”的概念联系起来。
县级政府被边缘化了
从制度层面，人们也不难看到行政体制是如何导致社会问题的。这里主要指的是行政层级问题。中国传统数千年，只有三级政府，即中央、省和县。但现在为五级政府，增加了两级，即处于省和县（包括县级市）之间的市、乡级政府。
取消村级政府，设立村民自治不失为理性。它有利于社会力量的生存和发展。数千年历史上，村从来就是自治的。但今天的村民自治实际上是虚假的。尽管没有了村政府，但党的结构仍然存在，并且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性化，演变成为一种矛盾的体制。村民选举要不不能反映党的利益，要不不能反映村民的利益。这里党的利益和村民的利益似乎处于对立状态。
最重要的问题是县级政府现在被边缘化了。这里既有设置问题，也有行政层级过多的问题。从设置方面来说，有些县实在没有必要。很多县的人口非常少，西部内地有些县的人口竟只有两三万人，而这些县也同样设置了“五套班子”。要这两三万人来养活这个庞大的班子简直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些地方，贫穷和腐败共存就非常容易理解。从行政层级过多来说，一旦县级被边缘化，“黑社会化”就变得不可避免。这里“黑社会化”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县级政府本身的黑社会化，往往用黑社会的方式来治理县政。第二是县级政府和黑社会发展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诉诸黑社会来解决问题。
中国“保护社会”就是为了挽救市场经济
经改和社改严重不平衡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面临基本经济建设投资过度，而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这刚好和西方形成了对比。在欧洲，因为福利国家的存在，政府大量的投资导向社会领域，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但中国的大量投入都在经济领域，大桥、高速公路、铁路、码头等等。
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领域在很多国家都是视为社会领域，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有很多限制，政府是这些领域的投资主体，即社会性投资。但在中国，这些领域在不同的时候都被视为是经济领域，因此在这些社会领域经济政策泛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医疗部门率先引入经济政策，医院成为暴富领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了对付危机，就出现了教育的产业化。尽管政府从来没有正式提出教育产业化，但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从此之后走上了激进的产业化道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政策导入了另外一个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即房地产。
但应当指出的，这些社会领域不应当引入经济政策并不是说，这些领域完全排斥市场。在很多国家，市场机制也被应用到这些社会领域，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这些公共领域的过度官僚化，提高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效率。公共部门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分清楚。
在社会领域过分市场化的同时，经济领域则缺少市场化。经济领域应当充分市场化，应当充分资本主义化。效率、生产力应当是经济领域的主题。但在中国并没有发生，尤其在国有企业领域。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走错”了地方。在西方，新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和英国撒切尔首相期间，他们曾经努力把公共部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进行私有化。不过，他们没有成功，因为他们遇到了民主政治的强烈抵抗。但在中国，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国有企业的强大抵抗。直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市场化不足。但是，新自由主义顺利进入社会领域，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任何抵抗能力。
中国如何建设一种安静文化？
文化建设的问题在哪里？简单地说，就是缺少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安静文化”的东西。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有使大多数社会成员安静下来的安静文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数千年，其深厚的文化中积淀了丰富的安静文化因素，有哲学人文的，还有宗教的；但最为成功的就是数千年不变的阶层文化。传统中国，最顶端的是皇权，之下就是“士、农、工、商”。这种阶层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点。首先，每一个阶层都具有自己的边界。这个边界很重要，有了边界，边界之内的社会成员才能产生和发展其职业和专业认同。其次，每一个阶层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例如，做士大夫的人应当想的事情是如何为政权服务，而不应当想着发财；商人应当想的是挣钱，不可以想着政治权力；同时，商人因为取之于社会，也应当善待社会成员，做慈善等。再次，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是流动的。这是中国社会阶层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在大多数传统社会，社会阶层是固化的，不流动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一个人出身在哪个种姓，就一辈子属于这个种姓。在欧洲，社会阶层也相当固化，连贵族都是可以继承的。与这些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非常开放和具有包容性。
尽管皇权是垄断的，但相权是开放的。皇权属于皇帝个人，具有高度的垄断性。皇亲国戚尽管也是有权有势者，但这些人都不具有继承性。只有皇帝这一职位具有继承性。较之欧洲，中国的家族世袭性范围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相权的开放性。用今天的话来说，皇权是统治权，而相权是国家管理权。就是说，传统社会，管理权是向整个社会开放的。皇帝通过各种机制，例如选拔制度和科举考试制度，把社会上优秀的人才吸取到政权里面来。管理权的开放性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有很大的相关性。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之分，或者文明人与野蛮人之分，但同时中国的教育哲学也假定任何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是可以被教育好的，这就是“有教无类”的思想。
毛泽东阶级革命颠覆传统秩序
这个社会秩序自近代以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传统国家形式在帝国主义面前屡屡失败。当时，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都对中国传统国家政权形式失去了信心。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转型时期。孙中山先生起初想学西方自由主义来改造中国，建立多党制基础之上的议会制，但很快就失败了。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通过革命来建设新形式的国家政权。这条路线从孙中山后期到蒋介石到毛泽东是一致的。
不过，“革命”的概念和方式在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继承人蒋介石，都还是想保留原来的阶层结构。或者说，孙中山和蒋介石进行的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只是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不是社会革命，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建立新政权之后，蒋介石很快就想恢复传统社会价值，这可从其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中看出。
毛泽东所从事的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且更是一场社会革命。在同时进行这两场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所依靠的是从西方引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既“阶级”。“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但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指的是“经济阶级”。不过，“阶级”的概念到了中国之后就有了激进的转型，从欧洲的“经济阶级”转型成为中国的“政治阶级”。从“经济阶级”到“政治阶级”的转型极为关键，因为前者是个客观现象，而后者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就是说，“经济阶级”是可以用客观经济数据来衡量的，但“政治阶级”则更多的是用意识形态、道德标准、正确与错误等主观性的指标来衡量的。
当“政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结合起来时，阶级就成了最有效的革命武器。毛泽东领导的以“阶级斗争”为工具的革命最具有彻底性。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革命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方法用到了极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阶级斗争”的方法促使政治动员延伸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历史地看，无论是数千年期间不断发生的农民战争还是孙中山、蒋介石的革命，都从来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基层，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是第一次。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变成唯一的执政党。本来共产党就应当迅速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阶级斗争应当停止，而应当被“阶级和谐”所取代。但毛泽东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提出了“继续革命”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得以延续。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到达了顶峰。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不同的政治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等关系也被彻底破坏。中国数千年积累起来的阶层和谐至此被彻底摧毁。
新的社会阶层身份仍未建立
1978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经过30多年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建设，中国从一个毛泽东时代建筑在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转型成为一个建筑在经济利益之上的社会。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快速出现当初欧洲（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阶级概念。
一方面，尽管执政党已经不再强调传统的“政治阶级”，但这一充满政治和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还在很多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一些人（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知识分子）还不时地试图诉诸政治阶级，来分析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一旦当这些人看到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地就想回到政治阶级的概念。政治意识形态仍然主导着很多人的思维。在一些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意识形态式的思维不仅表现在左派，也表现在自由派阵营。各派观点不同，但思维模式非常类似。
另一方面，当中国的市场经济造就了经济阶层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出现能够使得各社会阶层和谐共存的机制和规则。从政府方面来看，还没有确立一整套保护社会的机制来调和阶层利益。从社会阶层来看，各社会阶层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认同及其责任感。这尤其表现在政治阶层和资本阶层。作为统治者的政治阶层，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政府失效现象非常普遍，也就是说，应该做的没有做，不应该做的则做得过分。同样，资本阶层也没有确立其社会责任感。当这两个阶层只想从社会汲取资源，而对社会缺失责任的时候，他们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冲突不可避免。
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建设一种安静文化呢？
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型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进一步的中国化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部分应当坚持，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错误的基础上来保护社会。
不过，必须在两个方面大力改造马克思主义。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其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解决方法，已经被证明为失败。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妥协、和谐的价值观。
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济阶层的。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是需要被塑造的。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文化，人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
尽管中国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仍然可以从传统中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等都必须建设和其职业、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专业文化。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
在建设阶层文化过程中，更可以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尽管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中国传统文化则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仍然植根于中国社会。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即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
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尽管这些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复兴，但因为阶层文化没有得到确立，它们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
中国何以可改革成为一个清廉的国家？
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更重要
探讨中国如何建设一个清廉政府有什么样含义呢？至少有三点。第一，清廉政府并不是单一制度因素决定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廉政府是一项系统的综合工程。第二，无论是认识腐败的根源还是探讨清廉政府，必须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如果从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等意识形态出发，就会出现简单化的“黑、白”观点，无助于真正认识到腐败是如何产生的、清廉政府又如何可能。第三，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很多制度细节。在很多情形下，不是大的和宏观制度例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威主义决定政府清廉与否，而是这些制度下的微观制度所为。无论是腐败还是清廉，和这些宏观制度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经济改革与中国清廉政府建设
经济改革如何可以使得政府变得清廉呢？可以从如下的具体制度细节来理解。最重要的是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边界。无论是在什么制度下，政府和经济的分离是清廉政府的一个重要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边界，政府可以随意动用经济资源，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社会在民主化之前就确立了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制度可以说是商业阶层（或者资产阶级）和君主贵族之间（也就是统治者）的一种契约。没有私有产权的保护，君主贵族就可以任意动用资产者的资产。这就是腐败。当然人们不应当对私有产权做过于机械或者意识形态的理解。私有产权和民主政治一样，在一些地方是清廉政府的前提，但在另一些地方，即使存在着私有产权也没有出现清廉政府。这里，经济和政治的边界才是关键。也就是说，私有产权只是确立经济和政治边界的其中一种方法，也存在着其他方法。
其次是预算制度的确立。经济和政治有边界，表明政府的运作必须“取之于民”。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其运作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如何保证政府不会滥用其从社会吸取的资源呢？那就是预算制度。经验地看，所有清廉的国家都具有透明的预算制度。预算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数量化”的管理。
政治越界干预经济
私有化或者民营化的确是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边界的一个有效方法。但民营化了并不是说政府和经济之间就有了边界。为什么？边界是否能得到确立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否存在着保护这个边界的法律体系，及这一法律体系是否运作；第二，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中国在保护民营企业方面也有不少努力，例如修改宪法以合法化私有财产，也通过了《物权法》来保护私有财产。
但是这种法律上的保护并没有转化成为现实的保护。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悬殊。中国还没有改变政治主导一切的局面，政治力量可以随意越过政治边界，闯入民营经济领域。民营企业，不管多么强大，在政治权力面前显得无比渺小。一旦私有财产被政治权力盯上，就无可逃遁。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政治权力合作，命运就会非常悲惨。
在中国，国企既导致了国家权力的腐败，也导致了国企内部的腐败。为什么？首先，国企还不是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实行法人化，也就是企业化。但这个改革只走了半步。到今天为止，国企没有完全企业化，因为国企老总仍然保持着行政级别。国企老总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政治人物。这个行政级别是国企自己要求保留的，还是国家要保留这个以图对国企进行控制？国家要控制国企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权力和国企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边界。
界限不明导致国企腐败
首先，国企已经变得过大而不能倒，大到可以挟持国家权力的地步。也就是说，国企可以随意闯入政治领域，对政治权力的运作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国有企业对政府的影响，犹如美国的华尔街对政府的影响一般。
其次，政府官员可以随意闯入国企。政府官员控制着人事任命制度，变相地侵吞国企的财产。各级政府官员可以轻易地把自己的子女、亲戚朋友遣入国企。也有很多干部在政府部门退出之后，直接进入了国企。
三是国企的内部腐败，也就是国企的内部私有化。国企在政治保护之下，不存在有效的监管制度，这是内部私有化的制度前提。国有赢利了，国企老板自己可以分配；但如果亏损了，就可以向国家要钱。
在预算制度方面，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简单地说，中国还根本没有最基本意义上的预算制度。预算最重要的就是数字细节，其他国家的预算中都会把每一分钱的用处说得清清楚楚。但中国的预算是没有细节的，所谓的预算就是大概给一个数，也不知道这个“数”的根据在哪里。“预算去了哪里”的问题更是没有人可以回答。
中国怎样反腐败才会有效？
太多反腐败机构相互掣肘
要大力减少内部多元主义，强化反腐败机构的权力。这方面，可以参照近年来大部制建设的经验，设立一个反腐败大部制，整合目前各个反腐败机构。当然，在这个机构内部可以设立不同的反腐败部门。同时，这个结构应当直属最高领导机构。
第八部分 中国与世界
中国需要对中美关系做哲学思考
中美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在哲学层面，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避免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修昔底德总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
认清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在亚太地区，美国最为担心的，就是中国是否会像当年美国把英国赶出美洲那样，把美国赶出亚洲，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国版“门罗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