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林毅夫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2-9
页数: 315
定价: 39.00元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7301211106
-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 “东亚奇迹”与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 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
- 国有企业改革
- 金融改革
- 中国的增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 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 实现和谐发展
- 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总结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本讲将集中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 为全书后面的部分回答以下五个问题打下基础:
- 为何中国在前现代社会文明鼎盛，而在现代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 为何中国在20 世纪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发展绩效很差，而在改革之后却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
- 为何中国在70 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经济发展的总体绩效很好，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波动、金融体系脆弱、国有企业改革困难、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问题?
- 在已迈进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应进行哪几个方面的改革才可取得持续、快速、健康的成长?
- 中国当前经济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真实的，人民币汇率的走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等等。
三、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潜力
关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各界的看法多有不同。总体来看，有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预测。一种预测认为中国经济最迟到2030年能赶上美国;另一种预测是中国经济可能随时崩溃。要正确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首先必须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经济增长从生产函数的角度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要素。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资本。 如果各种生产要素成比例地增加，产量也一定会增加。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自然资源受国土面积的限制可以视为给定。 劳动力虽然能够增加，但是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制约，每年的增加也非常有限。在三种生产要素中，变动可能性最大的就是资本。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资本积累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左右，这个数字在有些国家只有10% 到15% ，在某些非洲国家甚至接近于0 ，由此可见资本积累率的差距之大。 因此，从投入要素来看，资本的积累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如果将给定的生产要素配置在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部门，那么产值就高，所以经济增长还取决于经济中的产业结构。如果将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部门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即使要素投入不增加，经济也可以实现增长。技术。技术是产量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即使产业结构不变、各种要素不增加，如果技术取得进步，就能获得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产出，带来经济增长。制度。利用前面给定的投入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情况可以计算出一条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经济体可能取得的最大产出。但能否最大程度地贴近这条边界，在既定条件下取得最优结果，就取决于制度的安排。完善的制度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效利用各种资源，选择适当的技术，获得最大产值。
在以上四个决定因素中，对实践操作意义最大的就是技术。 其他三个因素事实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技术变迁的可能性和速度。
(一) 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
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基本上是给定不变的，劳动力增长又相对缓慢， 如果技术不进步，即使资本积累速度非常快，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也会不断下降，资本积累的积极性也就会越来越低。
关于技术进步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做出精辟的论述。舒尔茨获诺奖的一个最主要的贡献来自于他在1964 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在这本书之前，大部分经济学界人士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是不理性的，因为他们一般不进行储蓄和积累;而现代农业社会的农民则是理性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投资，例如美国一位农场主花费在农业机器设备上的投资经常会超过100 万美元。因此，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农民的非理性行为是导致传统农民贫穷的主要原因，而现代农民是理性的，因此贫穷程度会相对较低。舒尔茨教授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不进行储蓄和积累其实是一种最理性的选择。 因为传统农业社会的技术进步缓慢，农民的储蓄已经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如果农民在技术停滞的情况下增加积累，可能反而会导致生产力下降，当期的储蓄则要以省吃俭用为代价，这样做的结果是增长了成本却没有获得收益。
(二) 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产生新的高附加值产业，产业升级也就无从谈起。像现在被认为具有高附加价值的电子、生物工程等产业基本都是最新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果。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企业在高额利润回报的驱动下，会自发地投资于这些新兴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部门，最终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
(三) 制度完善
制度完善与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甚至技术进步这些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变化有所不同，是一个消极适应的过程。制度本身无所谓优劣，马克思最早提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必须要与实际的经济状况相适应。
(四) 技术创新: 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
总的来说，两种创新机制各有优劣，涉及具体情况还要视各国的国情而定。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引进技术优于自主研发，在可以引进技术的时候，还是引进较为有利。
(五) 技术引进与后发优势
自1978 年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走上东亚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引进技术和引进外资参与“国际大循环”，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外汇储备。引进技术的成本低，技术变迁速度快，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四、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 收入不平等及城乡差距扩大
- 资源利用无效率及环境不平衡
- 外部失衡及货币升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导致了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并且随之出现的中国人大量购入美国国债的行为压低了美国的利率，从而催生了美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 腐败问题
- 教育问题
李约瑟之谜与中国的兴衰
一、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成就
- 首屈一指的经济规模
- 领先的技术水平
- 活跃的市场经济
- 繁华的城市
二、逆转:近代中国的突然衰落
中国落后于西方，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一个很大的逆转，主要的事件就是西方在18世纪中叶出现了工业革命。
三、李约瑟之谜的提出
李约瑟提出了一个问题，后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问题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第二个方面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国又成为技术落后的国家，没有继续维持原来的领先。
四、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现有理论
- 文化决定论与李约瑟之谜：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比较保守。文化决定论的提出者是韦伯(Max Weber)，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在西方出现是因为西方信奉新教，只有新教文明才能产生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因此，强调儒家文化消极影响作用的人指出中国的儒家文化不讲科学、不够先进，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都表现得比较中庸和保守。
- 国家竞争假说和专利保护说：欧洲之所以强盛是因为欧洲分成很多小国，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竞争，为了让国家强盛，各个国家就会努力去倡导科学技术。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不存在这种竞争，由于长期缺乏竞争的压力，因而不会有进步。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理论。例如，有人认为欧洲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欧洲有专利制度，英国在15 世纪时就有专利制度，所以后来才会强盛。
- 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中国人口的快速膨胀会产生几个结果:首先，由于总的土地面积是不变的，相对而言人均土地就会越来越少。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机制对技术的需求产生不利影响。
- 第一个机制是随着人口增加，人均耕地下降，导致经济中的剩余越来越少，当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多的剩余来购买新技术。
- 第二个机制是当人口越来越多而土地越来越少的时候，劳动力的价格就会越来越低。 当劳动力的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即使新技术出现，人们也不会 去购买这项新技术，不会使用机器设备来替代劳动力，因此对这项新技 术的需求不足。
- 发展经济学在五六十年代有一个“均衡陷阱”理论，指的就是一些非洲、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曾出现过的情况。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叫罗斯托，他提出过一个关于经济起飞的理论，指出欧洲国家进入现代社会都有一个经济“起飞”的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只有经济的积累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1% ，经济才能开始起飞。一些非洲和南亚的落后国家，每年生产出的剩余达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 ，所以无法跨越经济“起飞”的门槛。这种低生产能力、低发展水平的阶段称 为
“低水平均衡陷阱”。 - 本质上
“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衡”一样，都是指剩余的积累太少，换句话说就是，人口太多，劳动力的价格太低。
五、解释李约瑟之谜的新理论
(一) 工业革命的本质
如果工业革命只是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和钢铁的使用，那么在13 世纪时中国纺织业的工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天工开物》中有很多对此的详细记载。
如果英国在18 世纪中叶以后只停留在纺织业的机械化、蒸汽机和钢铁的使用水平，没有此后一系列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比如没有后来在化工产业、汽车产业、航天产业和信息科技产业的一连串不断的技术发明，那么中国就不会在短短100 年的时间里从遥遥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二) 一些概念
- 技术与“技术分布曲线”
-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
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 高水平的技术和低水平的技术，可以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进行定义。 - 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示技术的概念:画一条横轴，横轴的左边较小，右边较大，较小的代表技术水平较低，较大的代表技术水平较高。在横轴之上有一些点，每个点都对应一定水平的投入产出。把各种可能的投入组合方式都想出来，全部画在图上，可以使用一个分布来表示这些点的集合，这条分布的界线我们称之为
“技术分布曲线”。在分布曲线内部的点都是在生产上可能的组合方式，而曲线外面的点是不可能的。
- 经济学家通常认为
- 发明与“发明可能性曲线”
发明是发现一种可能的要素的组合方式，这种要素组合方式的成本和现在的生产组合方式的成本是一样的，但产出比现在更高。给定技术分布曲线，在现在采用的技术右边面积中的每一点都是发明可能。例如，如果现在的技术在A点，那么A点右边、技术分布曲线下边的任何一个点都是发明可能。所谓“发明可能性曲线”就是把这些点组合起来，这些点本身的高低并没有意义，因为生产率的高低只是相对于这条线上的生产率高低而言。
- 发明的机制:“尝试错误”(trying error)
- 发明的机制不管在前现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 会都可称为“尝试错误”。
- 技术分布曲线可以往右边移动，有几个决定因素能够导致这种移动。
- 个人的天赋。
- 进行发明的材料。
- 科学知识。
(三) 三个假说
- 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分布曲线，就可以决定现有的技术发明可能曲线。
- 给定尝试错误的数量和技术分布曲线，如果现有的技术水平越高，那么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低。
- 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和尝试错误的数量，技术分布曲线越往右移动，发明可能性曲线下面所包含的面积就越大，发明新技术的可能性就越高。
(四) 对李约瑟之谜的解释
1.中国在前现代社会具有优势的原因
在前现代社会里，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工人和农民的经验性尝试错误。在人口较多时，参加劳动的农民和工人的数量也会较多，发明新技术的概率也就相对较大。当时的技术主要来自于经验的积累，然后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在前现代社会都是依靠经验试错的方式来进行技术发明，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就是一种优势，因为人多能够进行尝试错误的数量就多，技术发明的概率也就更大。
2.8—12世纪中国的技术创新加速的原因
在公元8—12世纪，中国技术创新曾一度不断加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经济重心南迁，人口大量南移。
对于给定的技术分布曲线，由于南方的阳光、水、土质等环境条件提供了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可能性，技术分布曲线向右移，所以不断有新技术涌现。
3.中国在现代落后于欧洲的原因
18 世纪以后，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特征包括纺织机器、蒸汽机以及钢铁的使用，但最重要的特征是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技术变迁的速度能够不断加快，是因为经验的重要性已为实验所取代。
在工业革命的前后，由于经验型的技术发明转变为实验型的技术发明，欧洲尝试错误的数量突然间迅猛增加，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随之不断加快，远远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技术进步水平。但是按照上面第二个假设的说法，在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就会造成发明可能的空间越来越小，从而出现发明新技术的瓶颈。但是欧洲人在遭遇到发明瓶颈后，能够在基础科学上大力投资，增加了对自然界的了解，于是技术分布曲线右移，技术发明的可能空间又再度扩大。 如此循环往复，加速的技术发明就得以持续下去。
(五) 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科学的定义很简单，它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它的发现机制与技术的发明是一样的。
当然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来解释自然界，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现代科学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述关于自然界现象的假说;第二，现代科学使用可控制实验或可复制的实验的方式来检验假说的真实性。传统科学与现代科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方法论的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 第一，使用数学模型来表达对自然界现象的理解，比其他方式更为准确; 第二，有利于知识在时间和空间过程中的传播。
有好奇心的人在社会中服从人口的正态分布，也许就是正态分布右边那很小的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他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一定的比例。中国的人多，有好奇心的人自然也多，中国人并非不会使用数学，也并非天生就不会进行可控制实验，那为什么中国众多有好奇心的天才没有发现数学模型和可控制实验这种可以较好地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的新方法呢?
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主要的原因是虽然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使用数学与做可控制实验却需要后天学习。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以下所要讨论的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相对而言，欧洲有好奇心的人对于数学与可控制实验有比较高的积极性，因为欧洲的政治体制和官僚选拔体系与中国不同。欧洲的封建贵族采用的是继承制，如果父亲是贵族，儿子就是贵族，所以，欧洲有好奇心的人数可能比中国少，但是，有好奇心又学习了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人反而比中国多得多，从而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发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
还有一个相关的命题，因为是韦伯提出的，所以叫韦伯疑问，与前面分析的李约瑟之谜有共通之处。 按照韦伯的研究，中国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于是他就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萌芽，但是中国最终并没有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 其实仔细思考以后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科学革命，没有科学革命也就不会出现工业革命。
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传统经济体制
(一) “三位一体”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
重工业是资本高度密集的产业， 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 建设周期长;
- 关键技术、设备需要从国外进 口，自己无法生产;
- 每个项目一次性的投入非常大，动辄上百亿甚至 上千亿。
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以农业为主，剩余资金非常少，这意味着:
- 资金积累少，资金的价格就会非常高;
- 可出口的产品少，外汇少，外汇价格高;
- 生产分散，要动员资金非常困难。
重工业的特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 一个建设周期长的项目根本就没有办法支付高额的利息。
- 要进口机器设备，但是外汇少、外汇价格高，进口机器设备的价格又非常昂贵。
- 在一个剩余非常少的农业经济中难以动员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重工业。
对于一个处于发展早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只要优先发展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对银行进行干预，把银行利率压到远远低于市场利率的水平。同时，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所以政府必须直接干预汇率，人为地高估本币价值，压低外汇价值，这样，进口机器设备就会变得便宜，有利于解决外汇短缺、外汇昂贵的问题。
关于资金动员问题，一个简便的解决办法是维持已建成企业的高利润作为下期的投入。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高建成企业的利润。
- 给予企业垄断地位，这样可以让企业为产品制定垄断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
- 压低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工人工资等。如果工人的工资被压低，为了使工人生存下去，就必须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服装、住房、交通等一系列与生活有关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同时看到压低利率、高估本国汇率、压低原材料价格、压低工资、压低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的内在逻辑。
我们把这一套扭曲的价格体系安排称为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它通过扭曲的价格信号影响到每个企业。但是，价格信号被扭曲以后，市场均衡就会被打破。资金的价格被压低，重工业使用资金就相对便宜，轻工业、农业使用资金也变得便宜，对资金的总体需求就会加大;同时由于利率过低，结果会导致储蓄减少，资金的供给也会下降，总体上就会出现短期内资本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外汇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高估本币的价值，低估外币的价值，进口机器设备变得便宜，进口其他产品也同样便宜，所以会出现过量进口而外汇不足;同时，赚取外汇要依靠出口，在本币的价格被人为提高后，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导致出口减少，赚取的外汇也会减少。总体来看，就会导致外汇需求远远大于外汇供给，造成外汇短缺。同样的道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扭曲也会导致市场的供需不等。匈牙利有一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叫科尔奈，他把计划经济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称为短缺经济。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要更好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微观管理机制也必须与市场机制有所不同。要把剩余集中投资到重工业产业上，就需要克服资金剩余控制的难题。假如这些企业是非国有的，剩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他们就会把这些资金投入到利润更高的产业中去，这些产业往往是轻工业。轻工业赚钱比较快，道理很简单。首先，轻工业需要的投资比较少，而且周转得比较快;其次，在这种计划经济之中到处都是短缺，轻工业产品也会短缺，产品卖出去的市场价格会比国家规定的价格高，所以利润也会高。正因为如此，在这种状况下就不能让这些企业为私人所拥有，必须由国家直接所有，才能掌握对剩余的分配权和指示权。
以上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 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 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原因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工业化，为了创造城市里企业的高利润以作为下一期投资的来源，就必须压低企业的投入要素价格。当时企业的很多投入要素如棉花、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粮食都来自于农村，对政府而言，可以选择高进低出的方式获得农产品，在农村按市场价格买入，在城市压低价格卖出，但是政府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如果在农村里按市场价格买进，再在城市里按照低价卖出，那么在城市里压低价格就没有意义，无非是把由企业创造的剩余又转移给农村，就体现不出压低价格作为积累手段这种方式的作用。尽管这种高进低出的价格政策会使农民满意，但是却与政府动员资源进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相违背，所以政府必须通过低进低出的方式把农民的剩余转移到城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里粮商和棉商有的是由政府经营，有的是由民营企业家经营，有的是二者的结合。由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经营的棉花和粮食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但政府购买的粮食和棉花却要指定低价。在这种状况下，作为理性的农民，当然会把自己的产品卖给民营的粮商和棉商。
有鉴于此，政府只能通过垄断的方式才能一直以低价来取得所需要的农产品。于是，从1953 年开始对粮食和棉花进行统购。统购就是规定农民要交售出满足政府购买任务的粮食和棉花数量以后，剩余的产品才能够卖向农村的农贸市场;在没有满足之前，就只能卖给国家，国家是唯一的购买者，因此可以自由定价。
(三) 迅速推进农村公社化的原因
在统购统销的政策运行之下，随着城市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企业对工业投入的需求就会增加，城市里工人的数量也会增加，但是农村的产量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化水平的需求。为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政府对所有农产品进行统购统销，严格控制农产品收购和销售的价格。但是也有政府无法控制的事，那就是农民分配个人生产和休息时间的自由度。产品的价格降低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休息积极性提高，因为休息的机会成本就是生产所得的收入。城市里的需求不断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在降低，这就造成了农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有这样几种解决矛盾的办法:
- 干脆把价格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但价格提高与之前提到过的最大程度地把剩余集中在城市里这样一个目标相冲突。
- 可以对农业进行投资，如兴建各种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率等，但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需要资金的投入，而这笔投入资金仍要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划拨。把财政收入用来投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举措仍然与最大程度地动员剩余来支持工业项目这个目标相冲突。
有没有什么办法，使政府不必增加投入，又能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学中倒是能够找出类似的理论来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规模经济。所以，1952年把土地分给各家，1953年就开始了合作化运动。
(四) 地区粮食自给自足的原因
1953年的统购统销，是根据1952年中国市场的粮食生产与销售状况而定的。但在1953年政府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人为地把粮食价格往下压，余粮省卖余粮给国家越多，就意味着交的税也越多。而作为缺粮省，如果靠国家把其他余粮省的粮食调进来越多，就等于拿到的补贴越多。在这种状况下，缺粮省有意愿多调进粮食，余粮省却没有意愿多生产粮食。一方面这些缺粮省人口增加，需要的粮食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工业发展了，需要的农产品(包括粮食)投入也会增加。可是，余粮省不愿意多生产，就必然导致缺粮省除了国家原来调拨进来的粮食之外，还必须自己生产，最终造成了所谓的“地区性的粮食自给自足”。这个政策有很大的刚性，直到90年代还在很多地方有影响。
(五) 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的原因
中国从1953 年开始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虽然重工业资本非常密集，投资非常多，但是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甚至不能满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当时的城市人口不是政府官员就是在国有企业里工作的人，政府对于安排他们以及他们子女的就业是有承诺的。一方面为了防止城市人口失业，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农民进城来分享城市里的各种补贴，只能对农业人口进城的权利进行限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背后的原因是城市里的就业机会不足，而城市里就业机会不足的原因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关。
二、合作化运动与传统体制的结果
(二) 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传统解释
- 认为是因为自然灾害。
- 认为是人祸。不当的管理有几个方面:在1958年年底推行公社化的时候，实行所谓的公共食堂，很多人吃饭不用钱，于是就把粮食给吃光了; 1959 年公社化以后，公社社长、书记等很多领导都不是农民，而是政府直接派下去的干部，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也没有农民的耕作知识，当时很多干部就提出了所谓“深耕密植”，误以为耕得越深越好，植得越密越好，不当的耕种方式造成了减产。
- 因为人民公社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下降。如果是一万个劳动力中一个劳动力干得比较积极，产量增加，这个劳动力分到的是全部产量增加的万分之一;如果消极怠工，产量会有所减少，但个人只减少了整个公社减产的万分之一。这样的激励机制造成大家都不好好干，因为增加的一个单位投入的成本是自己的，但是收益都被别人分了，结果造成普遍的积极性低下，产量也必然会减少很多。
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是从个体转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从1978年到1984年，是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
(三) 退出权假说
在农业生产中也存在着一些规模经济，表现在各个方面。
- 在抢收抢种的时候，时间非常重要，而多人合作往往比一个人单干效率更高，另外耕牛是比较贵重的劳动工具，如果可以几户合起来共用一头，就能节约很大的一部分投入，这是生产上的规模经济。
- 在安全方面，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生病的时候，如果在有人生病的时候多努力一点，帮生病的人渡过难关，一旦轮到自己生病就会得到别人的帮忙。所以总的来说，农业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比较难以监督，因为农业生产不像在工厂中生产，所有人都是在同一个屋檐下劳动，每个人的分工和总的工序控制都比较严格。在农业生产中，工序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比如，锄草时稻子与草看起来差不多，需要很仔细地判断。再如，雨前施肥与雨后施肥的效果完全不同，要等雨下完了再施肥。因此，按劳分配，就必须按照劳动的质量来分配，但这一点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操作，例如无法判断一个人在锄草时有没有把稻子一起拔掉。虽然理想状态下应该做到按劳分配，但是实际上很难真正地把抽象的劳动效果严格地转化为数字的工分。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能按照每个人工作了几天来粗略计算，最终的结果也基本就等于是平均分配。
农业合作社不论在风险的承担上，还是在生产的组织上，都具有规模经济。但这种规模经济实现的一个难题就是农业生产的监督困难，因此要让一个农业合作社能够维持下去，就需要每个人进行自我监督。然而总是有一些人，对休闲的偏好比别人高一点，努力也就比别人少一点，这时如果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进行惩罚，就会有更多的人选择不努力干活。
合作化运动的普遍的规律就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生产率都会得到提高，但提高都是发生在退社自由的时候。 当存在退社自由的时候，集体的生产至少与单干时一样，产量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有些国家，比如1958年的中国和1929年的苏联，突然剥夺了农民的退出自由，农业产量突然间就会减少。
“东亚奇迹”与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二、理论的提出: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
(一) 概念与模型
自生能力的定义- 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 开放、 竞争的市场中， 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
- “自由”是指可以自由进出市场
- “开放”是指国内与国外市场相联系
- “竞争”是指没有垄断
- “正常经营管理”是指经营管理没问题
- “正常利润”是指市场可以接受的平均利润。
- 所谓“没有自生能力”，就是指在一个自由、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即使企业有正常的管理，也无法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一个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它的存在一定要有外在力量的保护和扶持，否则不会有人去投资，或是由于一时判断错误投资后也不会长期经营下去。外力的支持保护，当然主要是政府的保护和扶持。
- 自生能力是指在一个自由、 开放、 竞争的市场中， 一个正常经营管理的企业，在不需要外力的扶持保护下，即可预期获得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的能力。
- 单产品经济中的技术选择
- 假定一个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在这个经济中只有两种
生产要素，一种叫资本，一种叫劳动，使用这两种要素可以生产出一种产品。 - 最好的技术实际上取决于
等成本曲线的斜率，而等成本线的斜率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丰富程度，即它的要素禀赋结构。 - 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经济是比较发达的经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的经济是发展中的经济。
- 假定一个最简单的经济模型，在这个经济中只有两种
- 单产业经济中的产品、技术选择
- 一个产业里有很多不同的产品，可以把这些产品划分成不同区段，有资本非常密集的区段，像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也有劳动力非常密集的区段，像零部件的生产和产品的组装。假定一个I产业(比如信息产业)有I1 、I2 、I3 几种产品。I1 就像IBM、Intel 这样的企业提供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资本投入非常大;I2 就像台湾集成电路这样的企业生产的芯片，资本投入也相当大;I3 是组装，资本投入不多，但劳动力需求非常大。
- 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哪种产品，在哪个区段进行生产，仍然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等成本线。
- 自生能力与比较优势：自生能力和比较优势这两个概念其实高度相关，但是各有侧重。
- 自生能力从一个企业的预期获利能力来看;比较优势从一个产品或产业在一个开放竞争市场中的竞争力来看。一个着眼于企业的角度，一个着眼于产业的角度。两者都共同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
- 按照严格的定义，比较优势只适用于开放的经济，而自生能力的概念不管是在开放的经济还是封闭的经济中都适用。
(二) 最优产业结构与政策性负担
有了自生能力的概念作为基础，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理解“最优产业结构”的概念: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特性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产业结构；如果违背了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就背离了最优产业结构。背离最优产业结构要付出代价，即效率一定会降低。
根据自生能力的概念，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最优水平实际上内生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想改变一个内生现象，必须由改变造成这个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入手。既然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和产品结构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要想真正提高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必须从改变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入手，也就是改变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丰裕程度，提高每个劳动者平均占有的资本。如果从这个角度入手，那么资本就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而劳动力会变得越来越贵。企业面对竞争的市场，想要提高竞争力，就必须主动地改变要素的投入结构，使用更多的资本去替代劳动，资本的密集度就会上升，技术密集度也会随之上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逐渐提高，工资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就会相应上涨。这个过程是企业根据正常的市场价格信号自发进行的，不需要政府过多干预。反之，如果不去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而是实行赶超战略，通过政府干预直接去提升它的产业和技术结构，那就必然背离了它们的最优结构水平，从而使企业变得缺乏自生能力，经济发展效率低下，付出高昂的代价。
如果国家要这些企业存在，企业就得承担所谓的“政策性负担”，也就是国家发展政策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政策性支持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 国家可以给企业直接的财政补贴，也可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只要国家支持优先发展的产业数量非常少，一定的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都是可行的。发展中国家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一个替代方式是筑起高高的贸易壁垒，禁止发达国家同类产品进入，或是征收高额关税，使要扶持的企业在国内产品市场上拥有垄断地位，或减少竞争，从而将产品卖出高价。
- 国家还可以扭曲各种投入要素的价格，包括降低银行利率、高估汇率，甚至压低原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国家一方面提高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降低投入的成本，这样就可以使企业克服因没有自生能力而无法获得足够利润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会创造出很高的利润。
(三)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事实证明，现代发展经济学中以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为直接目标的发展思路不但没有实现发展的目标，反而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就在于硬行提升的产业结构违背了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属于拔苗助长，造成了各种扭曲和效率下降。 因此，要想在转变产业结构的同时保证效率的最大化，就要从改变外生的要素禀赋结构入手。
要素禀赋结构一般指资本、劳动力、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的相对拥有量。一般来说，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是给定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不能再像18、19世纪那样去国外扩大殖民地。同时，各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也并不快，因为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即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得快一点也不过是2%—3%，发达国家慢一点一般也不低于0，所以差距不大，真正大的差距来自于资本的积累。有的国家每年的资本积累可以高达GDP的30% —40% ，有些国家则不到10%。因此，我们要以资本与劳动力拥有量的比值来定义要素禀赋结构。 当我们讲到要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时，主要想表达的含义就是提高这个国家每个劳动力可以支配的资本量。
(四) 比较优势战略与市场机制
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企业家会根据价格信号不断自发地调整生产结构以适应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整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但是，在这个自发的过程中，企业家可能根本不了解比较优势的原理，也不会去关心整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企业家始终了解的是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始终关心的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企业能够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做出正确的决策，就需要要素的相对价格能够充分地反映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变动能够充分并且灵活地反映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那么企业家在竞争的市场中，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会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品、技术以及产业。而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充分竞争是使价格信号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相对丰裕程度的唯一途径。因此，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是按比较优势战略发展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五) 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作用
政府在比较优势战略中的第一个作用是对信息的收集和传播。发达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之后，下一个产业、产品和技术就变成了不可知的，只能通过企业不断地尝试错误去找到正确的选择。而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需要升级的产业、产品和技术有很多都已经是现成的，产业、技术升级存在路径依赖，现有的产业是否易于升级到这些新的产业、产品、技术?新的产品市场有多大?有多少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也在往这个方向升级？要发挥后发优势需要掌握上述相关的信息。信息的收集处理成本相当昂贵，而处理好之后的信息传递起来成本则几乎为零，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如果每个企业都独立收集信息，又不能分享信息，就会出现重复收集信息的弊端，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这意味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根据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去收集产业、产品、技术的相关信息，在有很多产品都符合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还要了解这些产品的市场规模以及供给情况，以免造成过度投资和利润下降。政府收集的这些信息可以以产业政策的形式提供给企业作为参考。
政府的第二个作用是协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都需要新的投资，这不仅涉及生产本身的投资，还包括很多配套的互补性投资，如原材料、零部件等，如果这些投资不能到位就会对产业升级造成影响，这时就需要政府进行相关企业间的协调。
-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升级必然会伴随着很多企业没有办法内部化的外部性问题，如金融结构、劳动力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等。这些外部性问题是任何单一企业都难以内部化的，只能靠政府发挥作用来解决。
- 第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会有利润，尤其在利润较高时，企业很可能会一哄而上，本世纪初互联网产业的泡沫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一哄而上的潮涌行为造成的投资过剩。政府如果事先掌握了产业的相关信息，就可以通过制定适当的产业政策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政府的最后一个作用是对企业进行外部性补偿，这种补偿一定是有前提的。政府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制定出一些产业政策，但并不能保证这些产业政策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政府的产业政策失败，那么率先响应政府政策的企业就要亏本甚至破产。这种破产对市场上的其他企业来说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可以避免同样的投资活动。如果产业政策正确，率先按产业政策投资的企业获得了成功，这种成功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投资，市场竞争会增加，率先投资的企业的利润会被摊薄，因此，不管成功或失败都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有益的信息。但是这也造成了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失败的成本是由一个企业承担，成功的好处却是全社会共享，所以没有哪个企业会愿意去做第一个尝试者。由于有这种信息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应该通过提供一定的补贴来鼓励一些企业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从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补贴的方式可以是给予按产业政策投资的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也可以是较低的利息。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一、改革的进程
(三) 改革的措施与结果
当时政府在对改革前的农业发展问题做出诊断和总结时，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第一，生产队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低下;第二，统购价格过低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第三，取消了农贸市场之后，农村回复到自然经济状态，因为缺乏专业分工所以效率低下。针对以上症结，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政府采取了以下改进措施:
- 针对统购价格过低的问题进行了价格改革，收购价提高 17.1%，超额收购加价从30% 提高到50%，平均价格提高了22.1% 。
- 进行市场改革，恢复了农村集贸市场和长途贩运。
- 降低生产队规模，允许包产到组或包干到组，但仍坚决维持集体生产制度，禁止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四)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
要想获得集体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就要为此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但是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过高，而且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实行包产到户可以完全节省掉监督成本，因此，单家单户的生产虽然牺牲掉了规模经济但还是要比监督不完善的集体生产有效。
二、改革后的相关问题
(一) 粮食安全问题与政策选择
随着改革开 放之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对粮食安全提出了几项挑战。
-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逐步推进，新建工厂、道路、住房等都要在农村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农业用地数量下降。
- 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之高，虽然现在人口增长率已经有所下降，但每年净增加人口数量依然相当庞大，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量自然也要增加。
-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的直接消费会有所下降，但对肉蛋等副食食品的需求反而会增加，肉食均由粮食转化，因此总的粮食消耗量还是在增加。
产出增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增加要素投入，二是改进技术，这两种措施都需要政府的相关政策提供一定支持。
- 市场自由化和价格机制：农民都是理性的人，投入更多必然期待更多的回报，这就需要保证增加的产出所转化的收益必须有一部分能够回到农民手中，否则，农民生产出可供全家消费的粮食就已经足够，不会有积极性去生产更多。但如果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能够不断上涨，农民就会有积极性去增加各种投入，采用新的技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卖到市场上来增加收入。
- 农业研发:即使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农业科研的资金也主要来自于政府，这与农业科研的特性有关。第一，农业科研一般周期较长。第二，农业科研成果很难进行市场化。农业科研最终的受益者不是农民而是消费者。因为随着农业技术的改进和推广，农产品价格就会下降，农民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受益的只有消费者。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谁受益，谁付费”。但是一般消费者不会主动支持农业科研，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可以以税收的方式从一般家庭收取费用，然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农业研究。
- 粮食适度进口：农产品可以分为土地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粮食属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较少，因此总的来说，对于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就不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与日本、韩国在2000年后的几年内的贸易摩擦都源于这两个国家想对中国的蘑菇、竹笋以及大蒜等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这些都是蔬菜类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说明中国对这类农产品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如果能适度地进口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类农产品，把部分土地解放出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就可以扩大出口，增加农民收入。
(二) “三农问题”及解决办法
- 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对“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这三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纳为一个，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
- 传统做法与局限性：农业增产不增收的主要原因在于农产品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收入弹性低，二是价格弹性低。 也就是说，当收入增加时，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不多;但当供给增加时，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很多。
- 农村劳动力转移
- 农民数量减少的直接结果就是转移掉的农民会立即从农产品 的供给者变为需求者，农产品供给减少，但是市场需求提高，价格就会跟 着上涨，留守农业的农民就能从价格上涨中获得收入增加的好处。
- 农民转移到城市以后，土地还留在农村，所以没有转移的农民 就可以在农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单个农场的生产和市场供应量，从而进 一步增加收入。
- 在人口总量和收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对农产品的需求会继续 增加。农村劳动力外流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以后，为了增加总产量以满 足需求，农民对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就会增加，由此所带来的增产可以避 免在农村劳动力不减少的情况下出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因此新技术的 使用既可使土地增产也可使农民增收。
- 农民工在城市里开拓了视野，接触到新的知识与技术，就有可 能把一些有用的信息与外部资源带回农村，促进家乡的农业发展。
- 统一市场和地区差距的解决:
-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做
要素价格均等理论:如果两个不同的地区进行自由贸易，在没有交易成本、交通运输成本和耗损成本 的理想状况下，依靠产品贸易可以使各种要素的价格趋向均衡。 - 为了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必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市场，消除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让各地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同时，也需要在硬件方面，加强交通、运输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使要素价格能够逐渐趋向均衡。
- 国际贸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做
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
一、城市工业部门改革
(一) 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 结构不平衡。工业部门呈现出结构性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经济中存在着很多短缺。一方面是本来就短缺的东西更容易短缺，另一方面是在某些物资短缺的状况下还存在着很多产品过剩。
- 协调问题。过去资源全部由国家通过计划部门来调配。
- 低激励。原来的国有企业中，“大锅饭、铁饭碗、干好干坏一个 样”，激励机制非常不明显，工人工作的积极性普遍很低，由此导致企业 的效率也非常低下。
(二) 改革前的解决方式
- 结构问题一般依靠中央调整。这种由中央调整农轻重比例的方式，通常效率不高。
- 改变条块管理，通过权力下放缓解协调问题。按条管理的含义是指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由国务院的相应部门，从上一直向下，涵盖了中间的整个环节，直到最终的工厂，都是由国家部门来管，形成一个条状的管理体系。按条管理容易出现不好协调的问题。比如说钢铁部，钢铁的调配都应考虑到地域的问题，但钢铁部却往往不管这些，只管钢铁的生产。钢铁的使用由国家计委的一个处统一来管，这样就很难实现低运输费用的调配安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按条管理的方式就改变为按块管理的方式，把权力从中央下放到省这一级，由各个省来管理自己的生产与调配。比如说，辽宁的鞍钢和钢铁企业都由辽宁的地方部门来管，鞍钢的钢铁就会被调配到辽宁的企业，这样就可以解决协调问题。但是，在旧的体制下，把按条管理转变成按块管理、把资源配置的权力由中央部委下放到地方以后，就会出现“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形。
- 通过政治动员提高激励。每个人确实都有精神方面的追求，但是这种精神奖励的方式是不能普遍化的，在调动工人工作积极性的作用上也就有局限性。
(三) 改革后的解决方式
- 在结构调整上仍然依靠中央的投资来调整农轻重的比例。
- 在协调方面，下放权力给各个省，变条成块。各省分管以后，各个地方都抢着去投资，一时间经济发展快速，但紧接着就出现了物资短缺。 在价格逐步放开的情况下，会导致比较高的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一出现时，中央就开始治理整顿，砍投资、砍项目。通货膨胀一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跟着放缓。而当经济增长放慢，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又会被下放以调动积极性。
- 在激励机制改革当中承认物质利益的作用。激励机制的改革是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异所在。
(四) 改革的进程
总的来说，改革就是从企业微观治理开始，然后推向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机制，从单轨的价格和配置机制转变成双轨、最终趋向市场单轨的这样一个进程。
二、微观经营机制改革
(一) 利润留成制度
所谓利润留成制度，就是把一部分的权力和一部分的利润分放给国有企业。这一制度于1978 年开始在四川的4 000 个企业当中试行。具体的方法是，对于盈利企业，把增加的利润中的12% 留给企业。留给企业的这一部分利润有三种用途:
- 奖励基金，给工作积极的工人多发奖励;
- 福利基金，盖宿舍、医院、幼儿园以增加福利;
- 发展基金，拿来投资，扩大再生产。
但是当这种制度从1979 年开始推广到全国以后，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从微观来看，企业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投入产出的效率也提高了，但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企业交给国家的利税却减少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监督的问题，过去不给厂长、经理自主权就是因为很难监督他们。一方面企业可以谎报经营情况，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在账目上作假。
(二) 承包制
鉴于利润留成所出现的问题和农村推行承包制所取得的成果，国家 从1985 年开始在国企推行承包制。每个企业由厂长经理来负责承包，同时规定:第一，企业每年应向国家上交固定的承包费;第二，如果企业收益 高于承包费，高出部分由国家按照各个企业的不同情况依照一定的比例分配，有的是大部分都交给国家，有的则是更多的留给企业。在承包制下，国家的利益似乎会得到保障，因为国家可以每年收取固定的承包费，多出部分的一部分再由企业和政府分成。实际的情形和利润留成一样，在试点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在全国推广以后，国家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 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在承包制下，企业每年都要上交固定的承包费，如果出现了通货膨胀，这笔承包费的实际购买力就会降低。
- 承包合同具有不对称性。如果企业经营得好，就按照承包合同上缴利润; 如果企业经营亏损，国家对厂长、经理难以有什么惩罚。
(三) 明晰产权
当时理论 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是明晰产权，使所有者归位，根据企业的规模有两种解决方式。对于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私有化;对于大型企业，则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里成立董事会代表所有者，成立监事会来监督董事会的决策和厂长经理的运营。
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结果同样是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国家作为所有者的利益在分配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且，在明晰产权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
(四) 总体评估
对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总的来说在试点的时候有效但推广后就无效，虽然改革使激励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但利润却在下降，国家作为所有者的收益得不到保障。
在过去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中，“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力不敢下放给企业就是因为国家不直接参与经营，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作为所有者很难监督企业的行为。试点的时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那时有国家各有关部门以及新闻界、舆论界等各方关注，在聚光灯的照射下，企业很难做出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但到了推广以后，全国有几十万家国有企业，注意力就被分散了。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多拿、多吃、多占国家利益的风险就大大上升了，国家利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也就难以避免。
三、资源配置机制和价格体系改革
(一) 市场轨的出现与双轨并存
从需求角度来看，改革前，各种物质根据计划分配，在分权让利的改革后，企业留下新增利润的12% ，为了让留下的利润能够变成真正的收益，就必须允许企业和工人在计划外能够买到自己想要的物品。同样，从供给角度来看，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以后，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多于国家的计划，也必须让企业能在计划外出售以实现其价值，企业才会有动力去生产更多的产品。
这样不管是从需求还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讲，都出现了计划外由市场决定的配置和价格，因此便形成了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以及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双轨制。
(二) 从计划向市场并轨
当一种商品有计划价和市场价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两者之间的差价在经济学中叫做“租”)，就会出现很多“寻租”行为，导致贪污贿赂现象滋生，引发社会不满情绪出现，为了消除这些不满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资源的计划配置，由市场根据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价格和配置资源。
四、改革的进程
(一) 物资方面
如上所述，改革进程反映在物资方面就是从计划单轨到计划和市场双轨并存，最后完成从双轨到市场单轨的转化。
在双轨并行的80年代，由于市场价与计划价之间的差异，兴起了一个新的行业—“倒爷”，引起贪污腐败之风盛行。
解决寻租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计划价格变成市场价格，把双轨并成单轨。90年代初市场放开以后，价格全部由市场来决定，租金不见了，“倒爷”也就消失了。
(二) 外汇管理方面
改革之前，我国只有八大贸易公司，它们都对各自管理的商品的进出口具有垄断地位。当时所有出口都必须经过这八大贸易公司，由它们从地方、从各企业收购，资金由国家财政拨款，出口所得的外汇也百分之百全部交给国家。
开始时，外贸企业留下的外汇如果不用，外汇指标就会过期作废。 由于有些外贸公司外汇指标有余，有些公司指标不足，因此，从1983 年开始成立一个外汇调剂市场，允许外贸企业把自己的外汇指标卖给需要外汇指标的外贸公司或其他企业。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官方汇率是1.5元人民币兑1美元。1983年开始进行调剂，调剂的价格是3元人民币兑1美元。国家逐渐根据市场上的调剂价格来调整官方汇率，1993年，市场上的调剂价格差不多是8.7元人民币兑1美元，官方的汇率当时大概是5.7元人民币兑1美元，这中间就有3块钱的差异，即每1美元中就有3块人民币的租金。200亿美元由国家直接配置的外汇就有600亿人民币的租金存在，为了消除寻租行为，1994年国家实行了汇率并轨。
(三) 金融方面
改革前全国只有一家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实际上是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局，从中央一直到各个省市县都有其分行。
由于改革前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国家希望银行能够发挥国外金融机构审查项目、监督资金使用的功能，因此，从1979年开始，首先是恢复了四大国有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建立了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 其次，为了提高银行的积极性，开始实行存贷挂钩，允许国有银行多存多贷，逐渐放松各种管制。再次，建立资本市场，从1990 年开始在上海和深圳设立股票市场。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金融体系基本上还是双轨制，尚未完成从双轨向市场的并轨，政府仍旧严格地控制着资金的价格和配置，市场轨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
(四) 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兴起
就改善资源配置、发挥市场功能、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而言，改革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新生力量就是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兴起和进入。
五、改革的成就和问题
上述问题的存在根源之一就是存在制度的不配套。中国的改革采取的不是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把所有的扭曲都消除，而是采取渐进式的改革，为了调动工人农民的积极性先实行放权让利，允许计划和市场双轨并存，然后慢慢由双轨制变成单独的市场制。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是市场制，例如金融部门、自然资源和土地依然存在许多国家的直接干预和配置。市场制和计划制的并存自然会导致两种体制之间的摩擦，这种摩擦的表现就是在被控制的稀缺资源上两种体制的定价会产生差异，也就是会有租金的存在。因此有营利动机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甚至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就会去寻租，从而产生贪污腐化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全部并到一个体制中去，要么都并到计划体制中，要么都并到市场体制中。显然现在要回到过去的计划体制不可行，就只能继续往前走。
但是为什么不把对资金价格、自然资源和土地价格的控制以及对某些行业市场准入的控制一次性放开?由此便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的根源，即扶持国有企业的需要。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取得成功，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就会出现危机。金融部门把资金借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营不好而还不起，这些资金就变成了银行的呆坏账来源;国有企业在上市后经营不好，无法分红，股票投资者就只能靠投机获利，致使整个金融部门都异常脆弱。同样，压低利率、土地和自然资源价格等也都是为了补贴效率低的国有企业。
之所以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扶持，除了它本身的能力不够外，还有一方面就是国企在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产品一般都属于重要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领域，另外，大型国企一般工人很多，如果破产，就会导致大量的工人失业，从而引发一些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不允许国有企业破产的原因。
国有企业改革
一、国有企业所引发的一些问题
(一) 国有企业与银行系统问题
当银行利率被人为压低，就会导致从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意愿非常高，资金供给远远低于资金需求，要保证银行贷款的供需平衡，就必须对贷款和投资进行严格的控制，严格控制势必会导致效率低下。当放松对银行放款的控制时，因为资金价格低，企业贷款与投资就会增多，于是出现一段时期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储蓄没有增加，但贷款却增加了很多，贷款和储蓄之间就会出现缺口。需要依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这个缺口，通货膨胀也就会随之产生。另外，当投资增加很快的时候，对建材、钢铁的需求也会快速增加，但是钢铁厂的建设周期相当长，短期之内产品的供给弹性非常小，当需求突然增加很多的时候，产品的价格就会快速上涨。同样的道理，当投资活动增加，生产活动增加，对交通运输的需求会迅速上升，交通运输在短期之内的供给弹性也非常小，因此交通运输上就会出现瓶颈。以上我们所看到的通货膨胀现象、短缺等瓶颈现象的出现，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之为“乱”。对“乱”的解决方法有这样两种:一是把利率放开，但国家一般不会这样做，因为低利率政策是维持国有企业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二是减少投资项目，人为地压低投资和贷款增长率。投资下降，经济增长就会放慢，就业压力随之上升。
从理论上讲，对于这种“活—乱”循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思路，即1994年提出的“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让银行来选择投资的项目。如果投资需求增加，就依靠利率来平衡资金的供给和需求。
从1983 年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贷款之后，国有企业一直依靠着低息贷款生存，银行贷款中有70%以上都是贷给了国有企业，因为没有这些贷款国有企业就无法生存，所以这实际上是政策性的贷款。
如果按照上述的思路给银行一个决定权，让银行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好坏来决定是否贷款，那样就可以有效地抑制呆坏账的增加，但同时也会导致众多国有企业的倒闭。因此，银行要实行放开利率的改革就只有在国有企业效率提高以后才有可能。
(二) 国有企业与股票市场问题
上市的国有企业大多是在竞争的市场中没办法赚钱的企业，上市是以比较低的价格拿到资金的一种手段，所以，很多国有企业把上市融资当成了赚钱的机会。上市的国有企业不能实现盈利，没法分红，拿到不分红的股票就像赌场里不生息的筹码，只能起到交易的作用。所以，持有股票却没有分红，必然只能靠股票市场的投机来获利，造成股市换手率高和大涨大跌的现象。
(三) 国有企业与腐败现象
在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贪污腐败现象远远多于其他任何 时候，原因就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首先，政府管制着市场准入，使市场不是完全的自由竞争，而是存在垄断利润，垄断利润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寻租和贪污腐败的出现。其次，如果把政府管制的物品价格人为地压到市场价格以下，那么就会出现市场价格与政府管制价格之间的差价，从而产生寻租的机会。
二、国有企业的问题和出路
(一) 国有企业的问题
中小型国有企业一般位于市中心等商业比较繁华的地带，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土地的供给弹性非常小，所以土地价格会增长得非常快。在1978年到2004年间，我国的经济规模增大了十倍多，地方地价的上涨还要超过这个倍数。也就是说，只要善于利用土地资产，不让它流失，中小型国有企业存在的相关历史遗留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
难点在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目前全国拥有4000—5000家大型国有企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一般的大企业有一些共性，即所谓委托—代理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要解决激励不相容问题，首先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而解决信息不对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依靠市场的充分竞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每个行业每年都会有一个平均利润率，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等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就可以判定经理人的表现一般;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低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么经理人的能力或操守就有问题;如果企业的实际利润高于行业的平均利润，那么经理人的能力和操守就应该得到肯定。
(二) 政策性负担与消除方法
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没有自生能力。过去，国有企业因为国家战略需要而建立起来，资本过度密集，处于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这一类问题可以统称为“战略性负担”问题，因为这是由国家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企业负担。还有一类企业负担也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在改革之前，生产和投资都集中在资本密集的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但是政府对城市人口的就业负有责任，因此就让国有企业吸纳大量工人，形成冗员。在改革之前，冗员对于国有企业不是负担，因为企业的所有投资项目和开支都由财政拨款。 在改革之后，冗员的负担逐步转移到企业身上，造成了一种“社会性负担”。 同时，老工人的退休金负担也转移到企业当中，从而造成越老的企业负担越重的局面。
政策性负担包括社会性负担和战略性负担两种。
首先，在消除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负担方面，冗员和养老金这两项负担都必须由国家负责。政府可以通过员工下岗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把企业的社会负担剥离出来。
其次，需要剥离企业的战略性负担。根据国有企业产品的特性，可以把国有企业分成四类:
- 生产的产品关系到国防安全，必须自行生产， 只能由财政拨款给予补贴，并由国家直接监管。 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都是如此，但是这类企业的数量很少。
- 产品生产的资本非常密集，并且拥有庞大的民用市场，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少资本。对于这种企业，可以通过以市场换资金的方式，到海外上市融资，或是与外国公司进行合资，从而直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克服资本短缺的劣势。例如中国的电信产业、石油产业和汽车产业都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 产品没有广大的国内民用市场，但企业有丰富的人力资本。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实行转产，生产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 例如四川长虹和重庆嘉陵的改革模式即是如此。企业转产的前提是在工程设计和管理方面具有优势。
- 对于在产品、人员、市场方面都没有任何优势的企业，就只能实行破产。第一类与第四类的企业数量不多，大多数的国有企业都集中在第二类和第三类。
(三) 国有企业改革与私有化
要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首先必须把政策性负担剥离，企业的利润流应该在没有政策性负担的状况下进行计算。
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在剥离了政策性负担以后，靠市场竞争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如果剥离了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仍然经营不好，就可以对经理人员进行必要的惩罚。如果还是经营不好，这样的企业就有可能被其他国有或是私有企业收购，甚至破产。反之，如果经营改善，还有可能收购其他国有或是私有企业，扩大自己的规模。
三、国际比较:苏东的“休克疗法”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休克疗法的暗含假设是企业拥有自生能力，它的核心思想是在短时期内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必要的一揽子制度安排。休克疗法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三点: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私有化，三是实现财政的平衡和经济的宏观稳定。 但是，休克疗法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原来设想的J型复兴路径，而是L型的长期萧条路径，主要原因是:
- 固定资产在不同产业的转换使用存在困难，在这段时间内会导致GDP的下降。比如，用重工业的机器设备转产来生产轻工业产品时会存在困难，极端的例子就是生产核武器的设备难以转产来生产电冰箱。
- 价格自由化未必会导致市场竞争。大型产业的一次性投资非常庞大，即使开放市场，过高的进入门槛也会阻止市场的充分竞争，从而会形成垄断。企业会利用垄断地位来提高价格，从而提高关联企业的成本，造成上下游企业之间经济联系的中断和生产萎缩。
- 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会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在没有解决企业自生能力的情况下，休克疗法的三项政策建议的内在逻辑不自洽。
在企业私有化以后，私营老板不仅不会帮助国家承担政策性负担，而且还会向国家索要更多的保护补贴。 国家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和国防安全以及现代化需要，不允许资本密集的先进企业大规模破产，所以必须继续给予这些已经私有化的企业以保护补贴，保护补贴的数额很可能比原来还要多。 而在大规模私有化以后，国家的税收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难以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所以会通过印制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从而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所以，休克疗法的三个政策措施是无法同时落实的。
苏东的改革思想是存量改革，也就是着眼于更有效地配置现有的资源存量，而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增量改革。 休克疗法的根据是通过一个比喻，即“不能分两次跳过一个鸿沟”，但是如果鸿沟太深，两端的距离过大，跳下去等于是自杀，苏东的改革就是这样的情形。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创造出经济的增量，让鸿沟逐渐填平，缺口越变越小。在双轨制下，市场价格比计划价格高，根据市场价格不断调整计划价格，两种价格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小，而且，由市场配置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在沟底越来越浅、缺口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到最后一步就可以跨过这个鸿沟。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方式更为有效。
金融改革
一、金融部门的现状
(二) 金融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
金融结构是指在一个经济体系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 间接融资主要是指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进行融资，直接融资主要是指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等手段直接获取资金。 在间接融资中，大银行和中小银行所占的比例同样是金融结构的问题。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银行呆坏账和股票市场的问题，在上一讲中我们讲到，只要把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问题解决掉，政府就不需要再让国有银行对这些企业进行补贴;如果股票 市场上市的公司都没有政策性负担，拥有了自生能力，改善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对股东分红，那么股票就可以长期持有，股票市场上的投机等一系列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三) 金融结构的现状
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他融资渠道如证券市场，也基本上与非国有企业无缘。
(四) 直接和间接融资的特征
在直接融资(股票市场)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 间接融资(银行)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需要将钱存入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而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享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一般较直接投资少。
从风险的角度讲，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者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赚钱就给投资者分红，不赚钱就不分红。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担偿还责任，因此风险较小。相反，如果跟银行借钱，到期不能还本付息，银行就可以强迫企业破产清算，所以风险较大。总的来说，对资金需求者来说，直接融资(股票市场)风险小但融资成本高，而间接融资(银行)成本低但风险大。
二、发展阶段与最优金融结构
(一) 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
金融体系有三个基本功能:
- 动员资金
- 配置资金
- 分散风险
好的配置能够产生出更多的剩余和更高的储蓄意愿，因此，一个金融体系资金动员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其资金配置效率的高低。其次，如果金融部门能够将动员起来的资金配置到经济中回报率最高的产业部门，并且配置到这些产业中最有能力的企业家手中，在有效避免他们道德风险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整个经济中的系统风险也会降低。因此，要看一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是否有效，关键是看它的配置效率如何。
(二) 资源禀赋结构、最优产业结构和最优金融结构
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必须把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中回报率最高的产业和相应产业中最有企业家才能又无道德风险的企业家手中。
在目前发展阶段，中国金融体系要想提高效率，就要将动员起来的资金有效地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资金需求规模相对小的中小企业当中，并支持有才能和没有道德风险的企业家的发展。但在中国当前以大银行和股市为主的金融体系难以做到这一点。
- 中小企业很难到股票市场去上市。
- 中小企业也很难在大银行获得贷款。
- 二板市场也不能解决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因为中小企业难以从股市和大银行融资的问题长期存在，所以有人建议利用发展二板市场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但是，企业要到二板市场融资同样要付出高额的上市成本，而且，二板市场的风险比主板市场高，所以，资金成本要高于普通股票市场成本。二板市场适合于发达国家处于产业技术前沿的企业的融资需求，虽然这类型企业在技术和产品创新上具有很高的风险，成功的企业很少，但是，这些企业的技术有全世界的专利，如果其产品被市场接受，就可以拥有全世界的市场，所以，一旦成功会有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但以中国当前中小企业的特性来说，所用的技术和生产的产品都是相对成熟的，并且以引进为主，如果一家企业成功，其他企业也可以引进，所以会有很激烈的市场竞争，成功的企业不可能得到高额的垄断利润，因此，试图以这种资金成本特别高的融资方式来解决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是不适合的。
一般来讲，最适合给中小企业融资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
中国的增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中国的增长是否真实?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通货紧缩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均7.8%，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的情形却是从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能源消耗都在下降。在2000年前后，国外开始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虚假的。
(二) 通货紧缩的形成与作用机制
通货紧缩是供给全面大于需求导致物价不断下降的一个现象，从这一定义出发，通货紧缩的可能原因无外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需求突然下降，一个是供给突然增加。
以国外的经验，通货紧缩一般的原因都是需求突然下降，这主要与经济泡沫有关。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居民很少将钱放在银行，一般都是买股票或是投资房地产。当股票或房地产市场泡沫很大的时候，普通人以名义货币衡量都会觉得自己很有钱。这种心态导致了财富效应，人们的消费需求大幅增加。当需求突然上升，投资也会随之上升，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等到泡沫破灭，很多人的财富一下子就消失了，相反的财富效应会导致消费需求大幅下滑，原本为了满足上涨的消费需求而扩大的生产能力变得过剩，投资随之减少。消费与投资的共同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物价普遍下降，国民经济疲软，因此会出现经济的零增长或是负增长。
反观中国的情况，从通货紧缩开始发生的1998年一直往后，既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也没有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通货紧缩，原因只能是供给的突然增加。在1991 年到1995 年之间，年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前五年的年均16.5%一下子增加到了36.9%。这种持续的投资过热造成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全面扩张，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因此中国在90年代中期走出短缺经济的同时，即刻又陷入了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困境。
(三) 中国的通货紧缩与高速增长
关于自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的能源消费量下降，同样不能以国外的经验来解释。在90年代初以前，中国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因此当时的乡镇企业即使在技术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量高、产品质量差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98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供给超过了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质量差的商品首先退出市场，紧接着技术水平低、能耗高的企业也随之退出，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1998—1999年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和大量的农村负债。取代这些破产企业的是产品质量高、技术水平高、能耗低的新型企业。因此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能源总的消耗量依然会接连下降，其实是生产方式改进带来的有利影响。随着产出继续增长，能源消耗必然也要增加，所以从2000年开始，能源消耗量又恢复到了正常的增长速度。
(四) 通货紧缩的后果
生产能力过剩就意味着物价普遍下跌，企业作为供给者盈利下降、亏损增加，同时工厂里出现大量的产品积压，因此开工严重缩减，所需劳动力数量也会减少，这就直接引发了就业问题。此外，如果企业普遍亏损，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也会增加。
一般来说，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政府有两个手段可以使用: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所谓的货币政策就是靠政府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来影响市场的利率。在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给，使得利率下降。这样一方面会刺激投资，因为利率是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会减少储蓄，因为未来消费的价格上升了。在正常状况下降低利率的确会起到刺激需求上升的作用，但在通货紧缩时期，这样的货币政策往往很难适用。首先，即使利率降低为零，但只要借钱要还，当社会已经全面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投资的意愿也很难得到提升。其次，如果储蓄的利率降低，正常情况下的确会增加当前消费，但现在由于企业的开工状况不好，工人的收入得不到保证，即使消费意愿可能会有所提高，消费能力也会因收入水平的制约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率既不能刺激投资也不能提高消费，所以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
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要更直接一些，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影响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而财政政策或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 由政府直接进行投资和建设，或是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来鼓励消费。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依靠政府的财政赤字来刺激需求，那么国债的积累就会非常快。
总之，货币与财政这两种手段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时，相对而言招数非常多，但在处理通货紧缩的问题时，基本都是束手无策。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首先，除了在主体功能定位上属于禁止开发区和少数不宜再进行农业生产的优化开发区之外，在多数仍要继续务农的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新农村建设的地点应以现在的自然村为宜，一定要避免毁屋造新村的情形。
其次，应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定位为政府的“补课”，因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的建设重点始终侧重于城市，现在应该把投资方向进行调整，更多地关注农村的建设。并且，在建设中要重点考虑农民的利益，可以动员社会资金或者鼓励农民投资、投劳，但不可以不顾发展阶段要求各项达标任务，更不能为了完成达标任务造成新的农民负担。
最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条件不同，因此新农村建设不能在全国统一标准，要有长远规划，项目应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从农民最急需的方面入手。要将新农村建设作为村自治的内容，由当地农民参与讨论、决定和监督实施，不应由上级统一决定。这样既可减少贪污腐败、豆腐渣工程，也有利于管理民主的培养。
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统一， 实现和谐发展
一、改革的成就与现存的问题
现在国有企业的盈利问题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很多规模较小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剩下几家大的国有企业盈利很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的重点是如何提高竞争力的问题。
自2003 年以来，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三过”:
- 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
- 货币信贷投放过多;
- 外贸顺差过大。
投资增长过快实际上是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加重所造成的。个人的收入不是用来消费就是用来投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高，但是，缺乏可消费的资金;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较低，消费不了的那部分收入就只能用来投资。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45，比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还高出0.05。
二、比较优势:在一次分配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渐进式改革也遗留了一些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 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政府对资源配置还有一些干预， 这是过去为了保护和补贴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遗留下来的问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扭曲”:
- 金融结构的扭曲。
- 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
- 绝大多数农户得不到金融支持。
- 就业机会相对不足。
- 发展的产业资金过度密集。
- 资源价格继续扭曲。
- 行政性的垄断。
三、出路: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系
- 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
- 提高资源税(费)。
- 取消行政垄断，对不能引入竞争的垄断行业加强监管。
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总结
二、自生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
(一) 现代经济学的暗含前提和推论
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理性人”的假设，即在各种的可能的选择中，一个决策者永远会做最符合他的目标的选择。
还有一个假设暗含在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经济学家不自觉地当作经济研究、经济理论的既定前提，我称之为“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假设。对于“自生能力”(viability )，我在第五讲给出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的问题来自于公司治理、激励机制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
三、现实观察与理论发展
(一) 新古典经济理论下的政策失败
- “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与主要内容：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制定改革政策的最具体和集中的表现就是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其内容有如下几项:强化政府的财政纪律，增加政府在改进收入分配和过去受忽视而又有高回报的领域的公共投资，扩大税收的基础，统一汇率，贸易自由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障碍，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等。 - 苏东的改革失败：苏联、东欧在全盘私有化以后，政府给国有企业的扶持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反而还在增加。同时，转型前推行的是统收统支，转型后政府的税收能力大大降低，在给予企业的扶持不能减少的情况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就不奇怪了。
- 中国的改革挫折。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
-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 其他国家的赶超失败。当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时，在目前的国际金融框架下，只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IMF在给予贷款时，通常会附带一个“援助条款” (conditionality)，要求受援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个“援助条款”的基本理念就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