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继绳
出版社: 江西高校出版社
出版年: 2013-5
页数: 424
定价: 55.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49317097
- 第一章 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分层的标准
- 第三章 决定分层因素的变动
- 第四章 财富地位分层
- 第五章 权力地位分层
- 第六章 声望地位分层
- 第七章 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
- 第八章 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
- 第九章 城乡过渡阶层——农民工
- 第十章 历史的回归者——私有企业主
- 第十一章 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
- 第十二章 忍辱负重的阶层——官员
- 第十三章 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办
- 第十五章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一个综合体
- 第十七章 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
第一章 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分层的标准
社会平等和社会分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其所以不平等，是因为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那些只能靠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人，不得不将劳动力出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持有生产资料的人就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就出现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无产者两大对立的阶级。
由于持有生产资料方面不平等，一部分人注定要向另一部分人出卖劳动力，注定要受另一部分人的剥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就会消灭，社会平等就可以出现。
社会分层的标准
马克思的分层理论。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理论广为人知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话: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马克思认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即各种类型的剥削制度）取决于两个主要变量：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只有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才会导致深度的不平等。“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里说的“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是指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而又未高度发展。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劳动仅能维持自己最低的需要，没有剩余产品。人人都得从事生产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平等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出现了剰余产品。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社会的总产品还不能充分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社会剩余产品还只能满足少数人的较高需求时，就有了占有剩余产品的欲望，就出现了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才出现阶级。而生产水平大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以后，对财富的占有欲也消失，这为消灭阶级提供了物质条件。
麦克斯·韦伯的分层理论。韦伯著述于20世纪早期。他同意马克思经济因素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看法。但韦伯不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他认为，决定人们社会分层的除了经济因素以外,应该至少还有两个因素：权力因素和地位因素。
韦伯认为，一个人的经济地位由他所处的“市场机会”所决定。他说：“当一些人在生活机遇方而有共同的、特定的因果构成时，只要这种构成表现为占有货物的经济利益和获得收人的机会，而且，是在商品或劳动市场的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可以说是一个阶级。”
他说的阶级是指依照人们的经济状况进行的分群组合。一个阶级就是一群人。他们共享同一类型的市场机会。
地位群体形成了一定的穿着、习俗、饮食习惯和居住方式。共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共同的价值准则。
麦克斯·卡伯认为，除了经济因素、地位因素以外，权力也是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权力是最重要的资源。他主张用这三个因素对社会进行分层，这就是韦伯的“社会分层三位一体模式”也称为“三重标准论”。
“戴维斯-穆尔"分层理论。最早用功能论来解释社会分层的学者是杜尔凯姆。杜尔凯姆认为，社会之所以出现分层是基于两个条件:
- 任何社会中各种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 人们的才能、知识、技能水平是各不相同的。
因此，扩大不同职业的收人差距，吸引最有才能的人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是合理的。社会分层的产生是因为它对社会成员和社会中各种工作的配置，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載维斯-穆尔”分层理论认为，一种职业的社会报酬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
- 这种职业对社会的重要程度;
- 这种职业需要的技术水平和所需要较髙水平的培训。
现代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区分社会阶级有三大标志:权力、财富和名望。
权力。麦克斯•韦伯第一次从社会学的角度给权力下的定义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所拥有的机会，这些机会可以使他们通过集体行为，甚至在他人反对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意志。”权力可以产生于组织(包括国家，党派等)，处于组织高层次的人就可以借助组织力量来支配低层次的人，权力可以产生于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分配、通过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分配，可以支配期望得到一份稀缺资源的人们。财富包括生活资料、金融资产、不动产等。财富是本人及其家族过去收人的积累，收人一般用其工资收人、资产收人和其它收入之和来计算。名望或称声望，是由人们的成就、身份(家族世系)、风度、生活方式、 教育水平等决定的。
第三章 决定分层因素的变动
社会分层和制度密切相关
社会分层和制度密切相关。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发生变化，社会分层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制度的变迁会使得社会分层重新组合。当一个上升阶级的利益与现有的统治阶级利益相抵触时，阶级冲突就开始澈化了。如果上升阶级取代了原有统治阶级的地位，社会结构必然重新组合。
所以，每一个时代会产生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最终会掌握权力创造一个新时代。
1949年，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推翻，出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四大阶级并存，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被纳人城市小资产阶级。
1956年只剩下“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
第四章 财富地位分层
改革以前的收人分配
改革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闻家。
表4-1：对改革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各种估计（基尼系数）
| 城市 | 农村 | 全国 | 估计者 |
|---|---|---|---|
| 0.16(1980) | 0.31(1979) | 0.33(1979) | 世界银行(1983) |
| - | - | 0.288(1981) | 世界银行新估计 |
| 0.185(1980) | 0.237(1978) | - | 李成瑞(1986) |
| 0.16(1978) | 0.212(1978) | - | 任才方/程学斌(1996) |
| 0.165(1978) | 0.222(1978) | - | Irma Adelman等(1987) |
表4-2：亚洲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从程度（基尼系数）
| 国别及年代 | 农村 | 城市 | 全国 |
|---|---|---|---|
| 印度(1975/76) | 0.34 | - | 0.42 |
| 孟加拉(1985/86) 0.36 | 0.37 | 0.37 | |
| 印尼(1976) | 0.40 | - | - |
| 泰国(1975/76) | 0.39 | - | 0.47 |
| 菲律宾(1985) | 0.37 | 0.43 | 0.43 |
| 韩国(1971) | 0.325 | - | 0.36 |
从货币分配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平均主义，但是在非货币收人上，有权力的人和普通劳动者的差别却没有平均可言、如住房、医疗、用车、休假等等 。有人认为，在计划经济国家，官员们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是一种实际上的财产所有权。因而官员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新阶级(德热拉斯.1957)。
改革开放以来收人分配的变化
改革以来，分配出现了以下新情况:
- 分配机制发生了变化。也躭是由行政决定初分配改变为由市场决定初分配，由税收和公共政策实行再分配。在初分配上坚持效率优先，由市场决定;在再公配中公平优先，由政府主导。
- 居民收人来源多元化。
- 在区域政策上，由均衡发展战略转向沿海发展战略。从而引起不同区域间分配失衡。
- 改革前20年国民收人的分配向个人倾斜，到20世纪末这个倾向开始逆转。
- 在改革前20年，体制内收人的均等化和体制外收人的差别过大同时并存；到20世纪末，这种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体制内是指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体制外是指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不受国家计划控制的单位。
表4-3：三者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 年份 | 国家收入 | 集体收入 | 个人收入 |
|---|---|---|---|
| 1978 | 31.6 | 17.9 | 50.5 |
| 1985 | 20.9 | 17.7 | 61.4 |
| 1990 | 14.5 | 21.5 | 64.0 |
| 1995 | 14.1 | 16.8 | 69.1 |
对收入差距的分析
表4-6：基尼系数的国际比较
| 国别 | 基尼系数 | 调查年份 |
|---|---|---|
| 中国 | 0.42 | 1998 |
| 巴西 | 0.60 | 1996 |
| 墨西哥 | 0.54 | 1995 |
| 俄罗斯 | 0.49 | 1998 |
| 美国 | 0.41 | 1997 |
| 印度 | 0.38 | 1997 |
| 法国 | 0.33 | 1995 |
| 韩国 | 0.32 | 1993 |
| 德国 | 0.30 | 1994 |
| 日本 | 0.25 | 1993 |
表4-8：中国1978-1999年收入分布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
| 年份 | 农村居民基尼系数 | 城镇居民基尼系数 |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
|---|---|---|---|
| 1978 | 0.2124 | 0.16 | - |
| 1985 | 0.2267 | 0.19 | - |
| 1990 | 0.3099 | 0.24 | - |
| 1995 | 0.3415 | 0.28 | 0.389 |
| 1996 | 0.3229 | 0.28 | 0.375 |
| 1997 | 0.3385 | 0.29 | 0.379 |
| 1998 | 0.3369 | 0.30 | 0.386 |
| 1999 | 0.3361 | 0.295 | 0.397 |
中国的两极:新富和新贫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富裕群体。这个群体是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的:
- 私营企业主。他们中多数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不断增多。他们经营的产业涉及各行各业，如饲料业、农业、养殖业、食品业以及髙新技术产业。
- 房地产开发商。有些人以较低的价格或通过各种关系取得上地批租权，再用银行贷款建设房屋出售，就可能成为巨富。1994年排出的30个亿万富翁中，有近一半是经营房地产起家的。进人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100人当中，有50%的人涉足房地产或以房地产为主。
- 资本经营者。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资本以后，投资并昀企业、操纵股市、期货，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在市场上投机，他们大多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
- 乡镇企业及其他集体企业承包人。一年得到几万元、几十万元的承包收人者不在少数。而承包基数小、承包条件优越的企业，一般都是和乡镇干部有特殊关系的人才能得到的。到20世纪末，这些承包人大多把承包的企业买了下来，成了私有企业主。
- 各级掌握实权的干部和办事人员。如银行信贷员、税务稽査员、工商行政管理员以及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掌握着私有企业主发财的通道，各种形式的行贿、受贿是普通的现象。这些人所得的大多是灰色收入或黑色收人，其数量多少很难说清。
- 企业经理人员，特别是经济效益好的企业经理人员、上市公司髙层管理人员-一般年收人有三五万元，多的有十多万元，也有几十万元或更高的。
- 建筑承包商,即承包建筑工程的“工头”。如果承包了比较“肥”的大工程，其收入十分可观。为了得到这样的工程，得给有发包权的官员行贿。
- 歌星、影星、少数体育运动员。
- 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外方独资企业的中国高级雇员。因企业不同收人在十几万元或几十万元之间不等。
- 乡镇企业的供销人员。在80年代这些人有比较丰厚的收人。特別是以家庭工业为主的地方(如温州)，他们从外面承接生产任务，再分给各个家庭加工，再从家庭里收购上来向外推销。他们获利比搞家庭工业的要高得多。这些人有了积蓄以后，承包或收购企业，成了私有企业主。
- 能拉到“饭局”(不是为散客服务，而是为公款吃喝玩乐服务)的高级餐饮娱乐业老板，他们按规模不同年收人在十几万元到上百万元。
- 搞服装贩运赚差价的批发商，他们来往于南北之间。一年也要赚十多万元。
- 为个体书亭搞批发的书商，他们的年收人也是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如果策划得当，选题对路，一本书就要赚几十万元。
- 一些非法获利而得不到法律惩罚的群体如走私者、从事色情业的“鸨头”、非法出版书籍和音像制品者，盗窃国家財产者，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者，等等。由于现在破案率较低，他们当中不少人没有受到打击。由于这些人钱来得容易，又担心被查处，于是大肆挥霍，引导着畸型消费。
上述14种人有的是交叉的：他们虽然数量不大，但掌握的財富最多。
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红顶商人“”聚敛財富共有四个髙潮：
- 在国家垄断经营初步放开时期(主要是进口商品的国家垄断)。在1994年以前，官定汇率下的人民币币值一直是髙估的。从国外进口商品到国内卖就要赚大钱。在改革以前，国家统进统出，盈亏互抵，外贸放开以后，有些企业可以自营进出口。但进口商品必须有国家发放的许可证。有权力背景的人就可以搞到进口商品许可证，这是无本万利的生意。80年代，一位干部子女口袋里揣着大钯大把的进口商品许可证，一转手就成了大富翁，在香港不仅有半山别墅，还有赛马和游艇。
- 在双轨价格时期。商品的双轨价格从1984年一直实行到1993年。例如，1988年1吨钢材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500元，得到了计划价格的商品就得到了财富。除了商品双轨价格以外，资金的利率、外汇的汇率也是双轨的，计划内贷款和计划外融资利率差别很大。1987年，商品、资金、外汇的双轨价差髙达2000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人的20%，1988年上述三项价差达3569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得到计划内商品、贷款、外汇。如果上述双轨价差中的十分之一漏到某些人手中，可以造就多少富翁?
- 在金融资本时期。1992年以后，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兴起，其中有不少黑箱操作，“红顶商人”在这次浪潮中得到的财富远远超过了双轨价格时得到的财富。在股票市场上，原始股的赠送，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市场的操纵，都给“红顶商人”巨大的发财空间。在房地产市场上，土地的批租，旧区拆建权的取得，也是“红顶商人”大有作为的机会。
- 在国有资产重组时期。1997年以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重组。国有经济陆续从一些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这是私有经济大发展的一次空前的机会，也是“红顶商人”一次聚敛财富的良机。一部分国有资产拍卖给个人所有,多少价格比校合理?在资本市场上，企业作为资本出售，其价格不是资产的原值，也不是资产的净值、而主要看这家企业未来能创造多少收益.赚钱多的企业卖价就髙。然而，这家企业今后能赚多少钱是很难有客观标准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估计。这样，企业出售价格就难免带有主观色彩，这就为低价出售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国有资产重组变成了对国有资产变相的瓜分。
在跨世纪前后中国哪些人是低收人群体?
- 纯农群体。这是指全年生产性收人中，绝大部分来自农业的家庭，这部分农户收人很低。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数是纯农业户。
- 迸城农民工群体。他们在城市的收人虽然比在家乡务农要髙.但和城市职工相比，他们是低收入者。他们干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享受不到城市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们不仅劳动强度大，工资低，还被老板拖欠工资，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上千亿元。
- 亏损企业职工群体。据1995年抽样调查数据，亏损企业职工占全部职工人数的36.4%，占城镇职工的22.1%，他们的工资收人比非亏损企业职工低34%左右。这部分人主要在1995年前后的国有企业中，到20世纪末，大批国有企业改制，这批工人有的进人了失业群体，有的成了雇佣劳动者。
- 失业和下岗职工群体。在一些大城市，由于有各种收人不同的群体，挣钱的机会还是有的，“国家养不起市场养”，“单位养不起社会养”，所以下岗职工还能够找到生路，即使找到了生路，多数人的收入还是很低。在一些产业比较单一的矿区（如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地区），大家都从事一个行业，这个行业不行，整个矿区都不行。
- 离退休职工群体。经济效益较好的单位，职工离退休以后收人一般只有在职时的一半。而经济效益不好的单位，离退休以后收人更得不到保障。
- 在基层与当地的权势人物结仇，因而受到当地权势人物打击的人。在北京，我访问了不少露宿街头的人，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楼。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上访者。每一位上访者都有一段悲惨的故事。
第五章 权力地位分层
权力有三种来源:人格、财产、组织。
- 人格。包括人的特征、思维、语言、道德或其他个人特征。有人格魅力的人容易得到追随者。而人格魅力与其信念坚定程度、眼界开阔程度、气量大小和说服能力等相关。
- 财产。有了财产就可以以经济利益手段使别人服从。与早期不同，20世纪后半期，作为财产的作用在更多的情况下不仅仅是直接买得服从，而更多的是通过买下宣传手段来实现社会信赖。这些宣传手段包括各种各样的广告。
- 组织。组织章程就是其成员服从这个组织的宗旨的共同约定。其中包括如何惩罚违犯组织原则的人。没有服从就没有组织。如“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就是一种权力结构。所以，组织可以产生权力。相反，权力也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实行，没有组织，权力就不能落到实处。
改革以来权力分层的变动
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分层有以下几个特点:
- 权力是按金字塔结构进行分层的。中央——省、市、自治区——县一公社——生产队。同一权力层次之间没有横向的权力关系。
- 权力的来源。一是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洚论，相当多的人以共产主义为信仰，为信仰而服从；二是靠老一辈革命家的个人声望；三是靠阶级斗争，不服从的人可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四靠制度和政策。如户籍制度和粮食等生活必须品的凭票供应制度。户籍制度使人们间定在某一个单位的行政权力之下，他的生存必须品(如票证)都是由这个单位行政权力分配的，不服从就分不到生活资料。
- 权力、收人、声望三位一体。在一定权力层次上就会有相应的收入层次和声望层次。而在这三位一体中。权力处于中心位置。失去了权力就会失去收入和声望，说是三位一体，实际是权力至上。
改革使得权力结构、权力来源和权力的实施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
- 改革使权力由高度集中走向适度分散。
- 改革使部分公共权力由政府转向社会。
- 改革使得以权力为中心的权力、财富、声望“三合一”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 权力实施方式发生了变化。
第六章 声望地位分层
职业声望评价标准的变化
改革以来，人们对职业声望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如下变化:
- 由看重政治待遇转为看重经济收入。
- 由看重体制内转为体制内外并重。
- 由看重权力级别到看重职业的社会影响。
- 改革以前是官本位社会，官职高低是声望最重要的源泉。行政级别高的职业其声望就高。社会多元化以后，声望的来源多样化了。
- 由于产业结构升级，有些新兴职业地位上升,有些传统职业地位下降。
1991年上海职业声望调查排序
- 大学教授
- 科学家
- 律师
- 音乐家
- 企业厂长经理
- 节目主持人
- 党政机关领导
- 医生
- 工程师
- 企业党委书记
- 科研人员
- 记者
- 外商代理人
- 私有企业主
- 公安政法人员
- 中小学教师
- 经纪人
- 银行职员
- 工商税务干部
- 房产商
- 外贸公司职员
- 民政工作者
- 机关职员
- 职业军人
- 歌星
- 物资管理干部
- 演员
- 会计
- 销售员
- 公交司机
- 技术工人
- 出租车司机
- 秘书
- 远洋轮船员
- 厨师
- 家电维修工
- 邮递员
- 电工
- 个体户
- 营业员
- 保育员
- 宾馆服务员
- 建筑工人
- 理发员
- 纺织工人
- 农民
- 保姆
- 清洁工人
- 勤杂工
深圳市100种职业声望排行榜（1998.4）
- 科学家
- 大学教授
- 中小学教师
- 网络工程师
- 画家
- 律师
- 建筑师
- 医生
- 飞行员
- 翻译
- 音乐家
- 大学一般教师
- 幼儿教师
- 作家
- 电气工程师
- 经济师
- 法官
- 软件开发人员
- 运动员
- 检察官
- 银行行长
- 工程设计人员
- 电视节目主持人
- 服装设计师
- 消防人员
- 会计师
- 实验师
- 编辑
- 社会工作者
- 审计师
- 电台播音员
- 统计师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计算机操作人员
- 空中小姐
- 记者
- 教练
- 工艺美术师
- 心理咨询专家
- 环卫工人
- 军官
- 农艺师
- 技术工人
- 公司部门经理
- 银行工作人员
- 室内设计人员
- 导演
- 人力资源主管
- 厨师
- 护士
- 海员
- 公证人员
- 工商行政管理人员
- 手工艺者
- 咨询顾问
- 广告策划人员
- 室内装潢人员
- 公安干警
- 酒店管理人员
- 政商官员
- 外企中方雇员
- 农民
- 海关人员
- 士兵
- 演员
- 小型私营企业老板
- 一般机关干部
- 图书管理员
- 时装模特
- 邮政工作人员
- 税务人员
- 美发美容师
- 房地产商
- 市场调研人员
- 旅游从业人员
- 自由撰稿人
- 代理商
- 物业管理人员
- 汽车修理工
- 文秘人员
- 铁路乘务员
- 公关人员
- 建筑工人
- 证券业务管理人员
- 导游
- 流行歌星
- 寻呼小姐
- 出纳员
- 个体经营人员
- 保险业务员
- 经纪人
- 管道修理工
- 服务人员
- 股评家
- 出租车司机
- 职业炒股人
- 推销员
- 保安人员
- 保姆
- 三陪小姐
第七章 队伍最庞大的阶层——农民
改革以前的农民
改革以前靠三种手段把农民牢牢地锁定在土地上：一靠农村组织；二靠经济政策；三靠户籍制度。农村组织就是“集体化”，从初级农业生产合怍社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每-个农民都在一个严密的组织中劳动、生活。经济政策主要是统统销。农产品统统由国家收走。每个公民的一切生活资料都凭票证供应。没有粮票、油票、布票、棉票、肉票、蛋票、烟票…… 人们就没法活下去。而这些票证是按行政管辖地区分配给辖区内公民的，离开了自己所厲的行政管辖地区，就得不到这些票证。户籍制度使人口不能流动。
农民的分化
首先是农民群体开始分化。过去农村按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这个系列把农民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在政治上给予不同的待遇。现在这个身份系列已被抛弃，而由新出现的新的利益集团所代替。
- 农业劳动者。他们承包土地，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等劳动。农业收入是家庭收人的主要来源。这是农村居民的主体。
- 农民工。他们常年在厂矿或商店从事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劳动。工资是他们收人的主要来源。他们的户籍还在农村，在农村有住房，还有承包土地。他们没有城市正式工人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待遇，不享受城市职工的各种补貼。
- 私有企业和小型外资企业的雇工。他们的社会地位、劳动保护、生活保障程度不如在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做工的农民工，但收人稍高一些。
- 农村知识分子。在农村从事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中期约有400万人左右。他们是农村的工薪阶层。
- 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1997年全国农村有个体商户18270754户，从业人员35224214人。其中56%的个体户从事批发零售、餐饮业。
- 私有企业主。他们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雇有相当数量的工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他们中根据财富多少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十万元级、百万元级、千万元级、亿元级。雇工由十多人到上千人不等。
- 农业经营大户，从拥有生产资料这个方面看，他们类似于私有企业主，但他们还是立足于种植业和养殖业，如各地近年出现的养鸡大户、养猪大户、种田大户等。他们和当地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
- 乡镇企业管理者。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科室干部和供销人员，他们在经济上比较富裕，在政治上也有地位。到20世纪末，他们中的有些人把乡缜企业买了下来，成了私有企收主。
- 乡村干部。他们是农村的管理者。由于乡镇企业政企不分，这些乡村干部掌握着农村的政治和经济大权，他们的收人很高。当然这是指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方,特别是那些集体致富的地方。
2000年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296，是亚洲最高水平、其中省际间的差距大是主要原因。而省际间收人差别的拉大关键是各省的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的差异，东南沿海各省非农产业发展快，西部省非农产业发展慢。也就是说，农村的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差异，是造成地区间收入差別拉大的主要原因。
从长远看，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减少农业就业人数和发展非农产业。
第八章 改革阵痛的承受者——工人
谁来代表工人的利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利益和企业出资者利益是不同的，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工会来代表工人的利益。政府在出资方和工会之间保持中立地位，以便从更高的层面协调劳资双方利益。以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工资(包括由企业承担的各种福利和保障)是三方合力决定的，即三方力量均衡的结果。
工会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中走出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在企业、政府、工人三个利益主体分立的情况下，工会应当坚定地成为工人利益的代言人。
第九章 城乡过渡阶层——农民工
流动民工群体的产生
中同民工群体的产生有三个基础，一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二是城乡经济收人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三是农民有了自由流动的条件。
流动民工的基本状况
调査表明，流动民丁有以下几个特征：
- 在年龄结构上.以35岁以下青壮年为主，约占流动民工总数的80%，平均年龄男性为28.7岁，女性为25岁。
- 在性别结构上，男性高于女性，男女比例为2比1。而在18岁以下的群体中，女性比例高于男性。
- 男性已婚者多子未婚者，女性未婚者多于已婚者。
- 同没有外出的农村劳动力比较，流动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
- 外出劳动力的主要流向是北京、上海、广东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有流向人口密度不高但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方，如新疆 。
- 从业结构上主要是建筑业、工业和服务业，也有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从事种植业的。
- 在外出方式上，绝大多数是由亲属或本村村民带出，村集体或乡以上行政 单位介绍外出或个人自发外出的较少。
第十章 历史的回归者——私有企业主
中国私有企业主的发展趋势
中国私有企业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靠正当经营起家的老板，二是靠权力发财的现代“红顶商人”。现代“红顶商人”是渐进式改革方略的产物，也是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产物。
第十一章 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没有掌握行政权力和资本支配权力、专门从事知识创新、文化产品创造和知识文化传播的一族。
行政官员虽然知识化了，但不能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只能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走下行政官员的岗位以后，可以恢复知识分子的本来面自。行政官员管理社会，知识分子研究社会和批判社会。
知识分子其所以能够承担“社会的良心”的职责，除了他们具有丰富的学识以外，还在于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应当说“社会良心”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社会责任，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髙尚追求。
“人仕”，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终身追求。“学而优則仕”，“读书做官”，历来如此，“人仕”不仅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且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没有別的影响社会的手段，只有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在封建社会，能够做官的只是知识分子当中的极少数的幸运儿。康有为曾经分析过，戊戌变法前，全同每年有100万人参加考选“秀才”，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年一考的“举人”录取率另有千分之一，三年一考的“进士”录取率只有万分之一。只有中了进士才能当官。当然，中“举人”以后，虽不当官，也有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些连举人也没有中的人只能在困苦中挣扎求生，求生是他们最基本的目标，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责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这时出现了谭嗣同这一类真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士”。1919年的“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引入，中国的”士”开始有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特征。从20年代到40年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辉煌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收人高，还可以在国内外自由流动，可以自由发表看法和批评时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中期以后。
第十二章 忍辱负重的阶层——官员
寻租与犯罪
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从国外引进了一个概念——寻租。听谓“寻租”就是由于行政干预，一些发财机会需要官员审批，得到了批件，就得到了发财机会。这些“批件”中就包含着巨大的财富，经济学家称之为“租金”。
第十三章 他们还背着历史“黑锅”——当代新买办
这个群体的状况
外商企业的中国雇员分两种情况，第一类是在外商驻华机构(也称外商社)里工作的，第二类是在外商投资企业里工作的。
“新买办”们年纪轻，学历高。
第十五章 中国当代阶层结构：一个综合体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模型
本书的分析方法是，吸收上述五等级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以财富(收人)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 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他国有大型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的总人数在11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5%。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社会金宇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订一个政策可能影响众多人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直接或间接控制着媒体，可以影唉社会舆论。
- 中上阶展。高级知识分子(约50万人)、中高层干部(约50万人)、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髙层管理人员(约800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100万人)、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人 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约1500万人)总共大约2580万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数的3.4%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 中等阶层。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字，专业技术人员(工业、农业、卫生行业)大约1800万人、高中专任教师193.3万人，普通高校专任教师85.84万人,县以上独立核算研究机构及科技信息与文献机构共有科学家和工程师225.2万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律师、会计等共约1200万人、党政机关公务员约1100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1000万人、小型私有企业主300万人，个体工商业者2350万人，其他处于中等地位的约有1000万人，以上总计9254万人，占全国从业者总数75200万人的12.3%。
- 中下阶层。农民阶层(农村稳定劳动力阶层。主要是指在农村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2004年为30596万人，扣除管理人员剩下约3亿人)；城乡两栖阶层(不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12000万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在工农之间有3000万左右）；工人阶层（城市稳定劳动阶层。据统计局最新数字，2002年采掘业558万人，制造业8307万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90万人，建筑业3893万人，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98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2084万人，总共15230万人）。2002年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从业人员4969万人，其中没有自己的经营点、专为人打工的约有3500万人。在中下阶层主要是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人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48730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64.8%。
- 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尤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部分人约13500万人。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2000万人，进城民工贫困人口25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9000多万人。(统计局数字，2004年，农村绝对贫困标准为668元，农村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世界银行估算中国2004年农村贫困人口为1.6亿人。中国农业大学调査结论，绝对贫困人口为1.4亿左右。我取9000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17.9%左右。
第十七章 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如杲处于同一阶层的人行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愿意为这个阶层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自觉的行动，那么，这个阶层的人就有了一种共同的意识——阶级意识。一个阶层产生了共同的阶级意识以后,就成为一个阶级。
马克思曾有过“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说法。“自在阶级”是指其成员处于同一种社会地位，但对其共处的情况没有知觉。“自为阶级”是其成员意识到了共同利益，并且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行动。也可以说，自为阶级，就是有阶级意识的阶层。自在阶级，和阶层的概念相似。自为阶级是自在阶级发展起来的。
阶级意识是指由生产关系所规定的有着共同利益的群体对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的感觉，并且有着为谋求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意向。它是某个特定的阶级并排斥其他阶级的那种感觉所构成的主观因素。
阶级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呢？
- 同阶层的人高度集中于一个区域，并且密切沟通。如资本主义工业化把无产阶级集中于城市、贫民居住区和工厂里。他们有条件进行较密切的沟通。
- 剥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剥削，边是财亩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阶级利益日益对立。
- 经济危机又把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置于失业境地。又由于危机周期性地反复出现，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一次又一次地被唤醒和强化。
- 劳动异化。工厂里简单重复的工序式劳动和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在机器节拍的强制下失去了自我，工人成了机器的一个部分。这种劳动和人性相悖。
- 两极分化。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中、小企业破产，一些中、小企业主被迫沦为无产者，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中间阶层逐渐减少，社会发展为少数的大富翁和大量的无产者。
- 同质化。马克思观察到，在无产阶级内部，由于机器使得操作日益简单，技术水平日益下降，工资水平日趋平等。这种趋势使工人阶级内部层次消失，成为同质的无产阶级。同质化，更容易达到认识和政治行为的一致。
- 组织和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无产者越来越多地被组织为政党和劳工组织。在组织和斗争中，阶级意识更加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