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郑永年
副标题: 新变局下的风险与机遇
出版年: 2017-10-1
定价: 49.00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08677729
第1章 中国经济的出路
新常态下如何发掘改革动力
新常态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二战”以后，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里，大概只有十几个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大部分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大部分还是中东地区石油等资源丰富的国家。除了这些能源类型的国家之外，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即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新加坡，也避免了这个陷阱。
高收入社会往往政治比较开明、开放、稳定，政府比较清廉。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则是腐败非常流行，社会不稳定，经常出现暴力。
两个陷阱。一个是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避免。另一个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不要和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发生霸权之争，不要发生战争，这是非常明确的。
不要对中国经济过分悲观
- 中国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 中国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阶段，有大规模的制造业基础，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
- 中国的基础教育实在是做得非常好了，人力资源这方面还是没有问题的。
中国要从传统的数量经济向质量经济转型。我们如果能正确理解质量经济一说，就会发现中国的经济潜力非常大。现在中国实际上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农产品的最大的外销市场，中国的消费者要跑到日本去买马桶盖、电饭煲，以及大米等农业产品。无论是电饭煲、马桶盖还是农业的技术，中国是有的，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只是我们没有重视。当然如果要做欧美的那些名牌服装、皮包，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但是技术类型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得出来的，只是我们不够重视，是产业需要升级的问题。
潜力要转化成实际增长
过去30多年，基本上中国改革的动力在于五个角色，我简单称之为一个中央政府加上“四条腿”。这“四条腿”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
但是问题是，其他“四条腿”现在不太作为了。我们今天客观地看一看，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这两条腿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这一块还可以，其他方面也不是那么有作为。外资方面我们发展还是比较平稳，但是外资要有很大的增长，也很困难。
经济层面需要纠正的几个错误
金融自由化很重要。但是我们现在有些过度金融化。很多省的实体经济下行，但是金融经济在上升。如果是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反而使得我们的实体经济发展不起来。
很多中小企业确实是缺少资本，但也有很多中小企业不是，主要是缺少投资空间，而不是资金。实际上，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的国家，即使在国有银行拿不到钱，如果这些民营企业能找到很好的投资空间，他们投资起来并不是很困难，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引入外资来做。
国有企业就要赚钱，不赚钱就要倒闭。现在有一些思想不解放的人，往往把国企跟国家命运、执政党命运绑在一起，一家、两家、三家国有企业倒了，国家不会倒，执政党也不会倒的。
我个人不认为互联网能成为中国经济主体，它只是一个工具。互联网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实体经济。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
首先，就是要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主题，即市场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来推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市场化的突破口。很显然，这次选择了金融市场化。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目标。
其次，在改革旧体制方面，尽管有顶层设计，但仍然困难重重。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仍然难以从国家金融系统中得到足够的资金。因此，通过金融分权，在社会筹资成为必然。
再次，金融改革也是让社会来分担风险的必要之举。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通过“众创”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
政策准备不足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开放，结果导致了过度依赖西方市场。今天，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下，西方盛行保护主义，中国不得不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就要求中国开拓西方之外的市场，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
其次，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西方诸国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再平衡。同样，中国也很难再通过依赖西方市场，来实现本身经济的再平衡，这也是中国走向发展中国家的原因。
最后，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同时在很多领域产能过剩。这表明，无论是中国的资本还是产能，都需要寻求新的市场。在国内市场空间不足以消化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中国所需要开发的市场。
经济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
金融经济（包括互联网金融）本来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工具，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了金融业和互联网业，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中国房地产的过度市场化。4万亿元资金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投入国有企业，或者直接进入国有企业，同时又容许国有企业进入房地产业。大量的资本进入房地产企业之后，很快带动了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但也导致了房价飞涨。尽管4万亿元方案对稳定当时的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是今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投机资本的崛起及其后果
资本运作需有效规制
现在，美国开始通过再工业化和再实体化等手段，来纠正经济体所出现的问题。尽管美国经济这些年出现了严重问题，但从其所拥有的资源、技术、法治等条件来看，都仍然具有很强的实力。中国现在的形势，实体经济大都处于低附加值水平，盈利水平很低，而且出现了上面所说的“脱实向虚”的大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美国等国经济“再实体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可想而知。
第2章 改革的新挑战和应对
如何拯救中国的城市化
须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
既然一线城市已经发展过度，集中了太多的优质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就需要放在二、三、四线城市和城镇，即二线+三线+四线+城镇化，资源需要大力向这些城市倾斜。
第3章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有效供给
供给侧改革到底要回答什么问题
从经济改革的视角来看，所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那么复杂，就是要达到几个实际目标，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
就政策来说，供给侧改革所强调的是政府的行为要符合市场规则，利用市场本身的力量来干预市场，而绝对不是完全放弃对市场的干预。
在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政府如果不能继续使用从前的办法，就可以转向很多新的办法甚至创造新的办法，例如转向供给学派所强调的财政（例如减税）和货币（货币供应）政策，也可以转向建设新的更具规模的市场平台，例如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内部超区域市场，开拓国际市场，深化自由贸易，等等。
如何做好供给侧改革的“加减法”
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 “一带一路”可以帮助消化一些库存和产能，但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化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在内部消化产能，可以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
- 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层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层，就没有消费社会。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它们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
- 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成长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纳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过起城市的生活。
- 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 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来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
- 新技术空间的发掘。
第4章 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
对话文明与文明对话
中国文明的四个不同阶段
中国文明从古代到近代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形成阶段，从公元前约11世纪至公元2世纪。在这个古典阶段，中国发展出了其基本观念和制度，后来成为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古典遗产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佛教时期（公元3世纪至10世纪），其间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力量是大乘佛教，而各种本土的传统则存活在社会层面。第三阶段为新儒学时期，从公元11世纪至19世纪，其中新儒学在新的社会与文化中占有领导地位，而佛教则在当时的群体基层中力求生存。第四阶段为近代以来，在这一时期，扩张中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东亚国家，到今天这种冲击还没有中止。
在第一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间进行。应当强调的是，这些都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思想。在第二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佛教、儒家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本土传统之间。在这个阶段，佛教成为主体，但本土思想并没有消失。佛教和本土的各种思想处于互相调适时期。在第三个阶段，对话主要发生在新儒家和佛家之间。在这个阶段，本土文明尤其是儒学再次成为主体，这是新儒学的功劳。新儒学成功地把佛教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在第四个阶段，对话主要是在新儒家与西方文明之间。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冲击东方，东亚国家对西方文明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每一次外来文明来到中国，总是中国王朝处于低潮甚至社会政治秩序处于混乱时期。正因为这样，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来抵制外国文明的到来。在外来文明到达中国之后，起初人们总是抱着怀疑、不信任的态度，经常发生冲突，甚至极具暴力的冲突。但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文明就逐渐变得自信起来，自信到一定程度，就主动去吸收消化。在后一个阶段，中国文明改革被动的局面，再次变为主体。这典型表现在佛教和中国本土文明的融合过程。佛教传进中国，早期也发生了诸多冲突，灭佛的事情也有发生，但最终通过互相调适，合为一体。到了宋朝，新儒学崛起，再次确立了中国文明的主体地位，并且有机地把佛教融合到中国文明中来，形成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局面。
西方文明的进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中国传统的文明。如果不能再次连接上，中国文明就很难真正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