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英] 阿兰·德波顿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Status Anxiety
译者: 陈广兴 / 南治国
出版年: 2007-3
页数: 291
定价: 24.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32741663
第一章 渴求身份
界定
身份
- 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源出于拉丁语statum(拉丁语stare的过去分词形式，意思是站立)，即地位。
- 狭义上指个人在团体中法定或职业的地位（如已婚、中尉等）。而广义上——即本书所采用的意义——指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
追求显耀的身份
人为什么要追求显耀的身份？对此问题的回答几成共识：要言之，无非是祈财、求名和扩大影响。
我们开始在意的其实是显耀的身份为我们赢得的“爱”。
我们应该同时在家庭、两性和社会三种范畴中寻求爱的定义，把它视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以及对其存在的关注。获得他人的爱就是让我们感到自己被关注——注意到我们的出现，记住我们的名字，倾听我们的意见，宽宥我们的过失，照顾我们的需求。因为这一切，我们快乐地活着。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中说：
“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这就是我们想要从一切行为中得到的价值。富有的人忘情于财富，是因为财富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他吸引世界的目光。穷人则完全相反，他们以贫穷为耻。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世界的目光之外。一旦感到自己被世界所忽略，人类天性中最强烈的欲望将必然难以得到满足。穷人进出家门都不为人所注意，即使在闹市，他也会像独处在家一样默默无闻。”
爱的重要性
他人对我们的关注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认同完全受制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评价。
我们的地位决定了我们可能赢得多少世人的爱，而世人对我们的关爱又是我们看重还是看轻自己的关键。地位对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打开关爱之宫的金钥匙：没有了他人之爱，人类将失去自信；没有了他人之爱，我们将难以按自己的秉性办事。
第二章 势利倾向
“势利者”一词的本意是指一个没有显耀身份的人。但这种词义在现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当初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反，指一个因为他人没有社会地位而瞧不起他人的人。显然，人们使用它时赋予了它很强的贬义色彩，用它来描述一种对他人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是极为错误，应当受到讥讽的。
把势利的意义限定为判定哪些人和事值得尊重的特定方式，这样或许更为准确。势利者最明显的特征其实并非是简单的社会歧视，而是在社会地位和人的价值之间完全画上等号。
势利者最关注的无非是权力，一旦权力的分配发生了改变，他们所崇拜的对象亦会自然迅速地随之改变。
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对势利有清楚的认识。对那些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当作某种消遣。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
在势利社会里，如果一个身份低贱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在物质层面表现为贫困的话，那么被人忽略、受人白眼则是这些缺乏重要身份标志的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所遭受的痛苦。
平等、期望和妒嫉
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
如果我们的比照群体比我们更加优越，更有成就，我们感到自己原本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而，焦虑，甚至愤恨会接踵而来。我们也许矮小，但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群矮人之中，那么，我们就不会为自己的矮小而烦恼。
如果情势变了，我们这群人中有人比我们略高了一些，虽然我们还是那样高，并不曾矮了一寸，我们很可能会突然不自在起来，对自己心生不满，进而妒嫉他人（如图2）。
在《人性论》（1739）中，戴维·休谟这样写道：
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互相接近。
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指出，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社会的保护。
约翰·洛克笔下得以强调。在其专著《政府论两篇》（1689）中，洛克指出上帝并没有把地球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亚当，而是把地球给予了世间所有的人，期冀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应该服从他们，完全取决于这些统治者是否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观念诞生了：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以前，不平等是社会的普遍规律，因而即使再严重的不平等也不会引人注意。而现在平等了，人和人之间差异甚少，正因为如此，哪怕是细微的差距也变得明显起来
我们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时时督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一旦人们觉得来世不过是一种臆想，或者从科学的角度把来世视为一种并不存在的精神鸦片，这时，追求现世成功和实现切近人生理想的压力就会无时无处不在，这使他们躁动不已，因为他们清楚人生苦短，任何的机会都可能稍纵即逝。现世的一切不再视为永恒世界的一段序曲，相反，现世的成功就是人生的一切。
关于失败的三个有用的老故事
- 穷人生活贫穷，这并非是他们之过，穷人对社会贡献最多。
- 身份低下并不表明道德低下
- 富人们腐朽堕落，恶贯满盈，他们的财富来自掠夺穷人
关于成功的三个让人焦虑的新故事
第一个故事 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
亚当·斯密写成了《国富论》一书
人类的整个文明，社会的任何福利都离不了人们的欲望，离不开人们贪求过量财富的能力，同时也需要人们对其财富进行炫耀。
“无论富人们怎么天性自私，怎么贪得无厌；尽管他们的惟一目的是为自己捞取便利，剥削成千上万为他们劳作的工人们的劳动所得以满足他们所谓的虚荣，充填他们无底的私欲，但实际结果是富人和穷人们共同分享了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似乎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第二个故事 身份同德行相关
人们开始更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念，即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涵义。过去，社会上的财富是依据血亲关联世代相袭，金钱的涵义自然只是昭示某人有幸而生于富贵之家，因而，人们自然也不会将金钱视为一个人智识和才能的指标。但在精英社会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第三个故事 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穷是因为他们蠢。
制约因素
焦虑是当代欲望的伴随产物，因为生计与名誉均受至少5种无法预测的因素的制约，这5种因素构成5个原因，可以用来解释如下问题，即：我们在等级社会里为何无法稳妥地获得或持有一个自己渴望的位置。
- 受变幻无常的才能的制约
- 受运气的制约
- 受雇主的制约
- 受雇主盈利原则的制约
- 受全球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
“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尊严和脆弱
决斗现象体现了人们严重缺乏一种信心，那就是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能够对它进行决定，无需随他人评价的转变而做出调整。对决斗者而言，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能够帮助他建立他在自己心目中形象的惟一因素。如果周围的人认为他邪恶或卑鄙，认为他是一个胆小鬼或一个失败者，一个蠢蛋或一个女人气的男人，那么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得无法接受。由于他的自我形象严重依赖他人的观点，因此他宁可死于枪弹或刀伤，也不能允许不利于他的想法在公众心目中继续存在。
整个社会把维护身份，或更确切地维护“尊严”变成了每一个成年男性的首要任务。
如果因为我们没有达到某一职业目标或没有能力养家糊口，我们就会丧失自己应有的身份。这种情况对我们造成的痛苦跟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在遭受尊严的损失之后感受到的痛苦并无二致
哲学与坚强
在与他人观点的关系中，哲学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形象地描绘成为一个盒子：公众的观点，无论积极还是消极，首先纳入其中进行分析，然后把正确的观点赋予新的活力置入自我形象之中，而把那些错误的观点一笑置之，将其摒弃在外，从而不使其产生任何伤害。哲学家把这个盒子称为“理性”。
人的行为如果不加以反省自律，容易走向极端。他继而提出一个可靠而睿智的理想之道或中庸之道，要求我们应该依靠理性的帮助朝这个目标努力。
理性的遁世态度
公众舆论的缺陷，究其原因，在于公众不愿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由理性分析进行推敲，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直觉、感情和习俗之上。
引言
鉴于最需要批判（或洞察和分析）的莫过于我们对身份以及如何获得身份的态度，因此我们就会毫不奇怪地发现，古今中外有众多的艺术家通过各自的作品，对人们在社会中获得地位的方式提出质疑。艺术史充满了对身份体系的不满，这种不满可以是讥讽的、愤怒的、抒情的、沮丧的或幽默的。
艺术与势利
绘画也可以对这个世界用来衡量何人重要或何物重要的标准提出挑战。
悲剧
工作失败本身固然可怕，但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一旦失败，就会受到他人苛刻的品头论足，失败也不会变得如此恐怖。我们除了惧怕失败所导致的物质损失之外，还惧怕世人对待失败的毫不宽容的态度，即世人倾向于把那些在事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人称为“输家”——这个词语冷漠地指向两层含义，首先是指称一些人在某些方面受到损失，其次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使他们丧失了获得同情的权利。
这些文学作品中传奇式的失败人物之所以显得庄严高贵，并非由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品德，而是由我们看待文学作品的方式所决定的，而这些方式是由其作者和记录者教给我们的。
报纸具备一套可以把别人定义为心理变态、怪物、失败者和输家的语言，它对人的理解处于一个极端的状态，而报纸的反面则是悲剧。悲剧力图在罪有应得和全然无辜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使我们对责任的惯常理解提出质疑，它是一种最为复杂的心理呈现模式，一种对他人最为尊重的表达方式，它认为人们在丧失尊严的同时，不应该被剥夺让别人听到他们心声的权利。
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我们对他人惨败的同情几乎全都是因为我们强烈地意识到，一旦把我们置于特定的环境中，我们也会非常容易地遭遇与他们相同的悲惨经历；同样，一旦他人的行为看起来是那些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就会大打折扣。
悲剧作家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几乎难以接受的事实：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一个有罪的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可以追溯到我们自己的某一方面的本性；在我们内心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品质，包括最优秀的品质和最恶劣的品质，在合适的情形下，或不如说，在错误的情形下，我们能够干得出任何事情。
漫画
我们所能够觉察到的好多有趣的事情都是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为之沮丧或羞愧的情形或感情。最杰出的漫画家能够处理那些我们无法直接面对的弱点；我们总是隐藏着一些最令人尴尬的东西，而杰出的漫画家能够把我们从这些尴尬的东西身边拽开。忧虑越隐私、越强烈，引发的笑声就可能会越大，笑声成了把那些无法言说的缺陷拿来公开处理的有力武器。
漫画家与其他艺术家相比毫不逊色，他们的作品符合马修·阿诺德对艺术的定义：艺术是为生活提供批判的学科。
最理想的人的类型
既然决定上层社会地位的因素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当然这种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导致身份焦虑的因素也随之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个社会里，我们担心我们没有能力把长矛刺进动物的身体；而在另一个社会，我们则担心在战场上表现欠佳；在又一个社会里，我们担心对上帝的虔诚不够；在其他一个社会里，我们又会担心我们无法从资本市场上获得利益。
关于人的理想标准并非像石头一样一成不变。身份的理想标准长期以来都是，将来也一定会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词就是政治。 通过政治斗争，不同的群体都试图改变他们社会的尊严系统，摆脱在既有体系中利益既得者的统治，从而为自己获得尊严。这些不同的群体通过一个投票箱、一把枪、一次罢工，有时候通过一本书，来重新确立社会标准，决定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上层身份的位置。
从政治角度谈现代身份焦虑
科技落后的史前社会就是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男人和女人都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从未进过商店，也从未读过报纸，但这位哲学家认为，这种状态下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自己，更易于追求幸福人生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对家庭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敬、对宇宙美的敬畏、对他人的好奇，以及对音乐和简单娱乐方式的喜爱。正是现代商业“文明”强行使我们从这种状态下脱离出来，让我们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忍受嫉妒、渴望和痛苦的煎熬。
第五章 波希米亚
梭罗向读者介绍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时节省开支的：
“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好多所谓的生活便利设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碍，”梭罗写道，为了颠覆他所处的社会在拥有财富同值得尊敬之间建立的必然联系，他还说，“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